去年九月，紐約世貿大樓恐怖攻擊在全球電視觀眾震驚矚目下上演。接連數月，美國政府主導的反恐戰爭、打擊神學士政權、搜捕以賓拉登為首的恐怖分子行動，一直是國際新聞的重要焦點。如今，世貿大樓災難現場猶未清理淨盡，美國政府又再度發出恐怖分子可能進行下一波攻擊行動的嚴重警告。在重大災難的衝擊下，大眾文化工業龍頭的好萊塢電影生產，在九一一事件後，似乎也看到一些微妙的變化。
《戰慄空間》（ Panic Room ）裡，剛和富有的丈夫離婚的單親媽媽，帶著獨生女搬進紐約曼哈頓一幢豪宅，第一夜就遇到三名匪徒闖入，匆忙躲進據說「百敵不侵」的急難室裡，母女兩人與歹徒展開一場緊張而漫長的對抗。
我們看到面對意外闖入的匪徒，這個用大量金錢與優勢科技打造出來的曼哈頓住所，不再能提供任何安全保障或家的溫暖；世人眼裡強大的政府也一樣靠不住，一通求救的九一一電話被冷漠的接線生要求等候轉接，始終沒有接通。沒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沒有任何（政府、科技或財富的）保證是可靠的。而甫遭九一一劫難的曼哈頓則是恐懼的雙重場景。
《戰慄空間》一片中，對於罪行與犯罪者態度的嚴苛也是過去類似的電影中少見的。過去，犯罪者在電影中通常會因為他的動機可憫、犯罪過程中展現的善良人性等因素，而在片尾以不挑戰主流價值的方式，寬容地網開一面讓犯罪者遁逸而去；只有十惡不赦的匪徒會遭到嚴酷的懲罰。《大洪水》中善心未泯的劫鈔匪徒摩根費里曼，在象徵正義的運鈔車警衛默許的眼光中，拿著一袋贓款離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然而，在《戰慄空間》裡，這種對犯罪的寬容消失了。其情可憫、善良的匪徒在電影中只被豁免了與其他惡徒同被當場格斃的處境，當趕到的警察叱令正要翻牆逃去的匪徒拋棄手中物品、舉手投降，當絕望的匪徒手中所有高價債券紛紛隨風而逝的時候，我們同時看到一個較過去更嚴酷的大眾法庭文化正在成形。
如果說《戰慄空間》顯示了某種對犯行的嚴酷態度， 那麼《時光機器》（ TimeMachine ）惡徒的態度則狠厲地令人震驚。小說改編、重拍自一九六○年《時光機器》一片的新版本，以十九世紀末的紐約為背景，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教授為了拯救意外死亡的未婚妻，發明了時光旅行機器，在發現過去難以改變時，主角前往未來尋找解答，最後來到八十萬年後後文明蠻荒時代的紐約。
此時，人類已經分化為兩大種族：居住在地面上懸崖樹屋中，和平而無抵抗能力的 Eloi 族人（紐約超高大樓上班族的蠻荒版？），以及在地底洞穴甬道中生活的類猿野獸 Morlock 族，神出鬼沒地鑽出地面獵捕地面人為食。 看多了九一一事件後，反恐戰爭在阿富汗坑道洞穴中搜捕恐怖分子電視畫面的我們，很難不興起類似的聯想。在《時光機器》片尾，「文明」世界如何解決「野蠻」世界帶來的威脅？答案是令人不寒而慄的種族滅絕。
《時光機器》同時也是一部紐約的城市宣言。從十九世紀末的紐約中央公園前身，經歷二○三七年高度科技化的紐約街景，到八十萬年後的原始部落。八十萬年間，海枯石爛，物換星移，紐約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布魯克林橋碑與第凡內百貨招牌石刻都是見證。而且見證的不（只）是一個城市的記憶與歷史，還是一個城市的再起。英語從被保存的古老石碑語言，重新復活成為教育子女的生活語言。
這些對憑空而來災難的莫名憤怒、無安全處可容身的恐懼，以及誓將再起的決心， 都和一個個紐約知名地景交錯在一起。 因此， 當我們看到《蜘蛛人》（Spiderman ）在時代廣場、布魯克林橋上對抗綠惡魔，聽到橋上市民怒喊「你惹了蜘蛛人，就等於和整個紐約市為敵」，以及當蜘蛛人在聖派翠克大教堂頂、在曼哈頓街道高空歡娛飛盪的時候，一股熟悉之感油然而生。（作者任教於台大新聞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