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體系的革新，需健保官員專業及擔當，承擔自行核准藥品責任，不事事以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馬首是瞻。
台灣擁有發展生物科技產業的有利因素：首先，在製藥業領域，台灣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不僅先進，價格也遠比其他國家合理；其次，美國有不少生物科技領域的著名科學家來自台灣，如果台灣政府能提出正確的生物科技政策，可以吸引他們返台發展。正如一九八○年代的電子工程師陸續返台，投入電子業的景象一般。
台灣擁有極完備的國家健康保險制度，為醫療產業創造絕佳的潛在環境；但當前的狀況卻因為健保制度透過學名藥，及壓低藥價來減少醫療成本，壓縮製藥廠的獲利，這樣只會迫使台灣製藥公司落入整個產業的末端商品市場。
其實要降低醫療成本，不必然要犧牲醫療品質及用藥水準。哈佛商學院的麥可波特教授，以競爭作為美國醫療問題的解決方案，進行研究已達五年。波特提出一個整合模式，以病人為導向，集結各領域的醫師，以團隊模式為病人進行長短期的整體醫療照護。
如果能借由資訊科技提供整合模式的相對績效數據，病患或保險公司便能參考績效和價格資訊，選擇能提供較佳的醫療服務，降低照護成本，並對既有的醫療體系產生競爭壓力。
但這須有完整的計畫，鼓勵醫師朝整合性服務發展，而非一味反對改革。否則我們對醫療照護改革的爭論，便永遠停留在藥品品項及保險給付多寡；且在市場機制下，抑制成本的壓力，必然影響病患的醫療品質，而台灣製藥業者也無法脫離用量大、毛利低的領域。
台灣的健保制度領先美國，在健保破產前，應該發展出一套更具創意及效率的制度。如在改革同時，還能改善醫療照護品質，並提升製藥業的競爭力，將可培養台灣更佳的生物科技基礎。
醫療體系的革新，還須健保官員的專業及擔當，承擔自行核准藥品責任，而不必事事都以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馬首是瞻。
一項新藥要取得FDA的核准，可能要花上十年的時間，及動輒上億美元的研發測試投資，這種遊戲只有美國製藥巨人才玩得起；若台灣醫療體系也這麼玩，成功機會渺茫。否則就只能等到十七年後，新藥專利期滿變成學名藥後才能賺取殘餘利潤。
如果相關官員有膽識建立一套屬於台灣的藥品審查標準，包括合理合情的藥品申請流程，與藥品安全性及有效性的判定標準，縱使花錢耗時，然而一旦開花結果，必能讓台灣醫療及生科領域產生驚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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