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總統選舉已經進入倒數計時的階段，報紙整版、電視整天都是選舉新聞；同事朋友之間，不但在公司談，在吃飯時談，甚至在約會或在家裡也談；談得投機，親朋好友的感情自然錦上添花；萬一話不投緣，兄弟反目、情人變臉，還有更離譜的去跳樓，那實在說不過去。
台灣的朋友問到沒人可問，看到我這個老外也不放過，硬要我提出對選舉的看法；坦白說，我也看不懂，我只知道誰當選後可能會有哪些變化，但是在這個緊張的時刻也不太方便說。就好像三月十三日台股大跌，盤中立刻有記者打大哥大給我，我也只能回答，你們記者應該比我更清楚大跌是怎麼回事，而且我也不能說太多。
台灣人這麼投入選舉，今年同樣要舉行大選的美國人則較為冷靜，這倒不是美國的民主程度較高，而是對美國人來說，不管誰當總統，基本的生活型態與政治制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頂多是稅多繳一點少繳一點的差別而已。但是台灣則不然，因為還牽扯到兩岸的變數與美國的中國政策，所以對台灣人而言，選不同的人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參與的程度自然高了許多。但是我要提醒一點，就是上一次我們說過的，兩岸關係要注意的不是三月的台灣總統選舉，而是十一月的另一個總統選舉。
除了今年都要選總統這點相似之外，台灣和美國還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兩地的創投事業都非常發達。
美國是全世界創投規模最大的國家，這點應該不令人意外；但是一般人可能沒到，台灣和以色列兩國的創投規模，居然排名全球第二、第三位(不好意思，順序我忘了)，這點就很有意思。以色列的專長在研究發展，台灣則在製造方面較強。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首先，台灣的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缺資金、缺技術是常見的情況，這樣的環境讓創投業有介入的機會。反觀韓國，一切都要大，什麼都要做，於是便形成以大公司為中心的產業架構；這種環境讓創投沒有插手的空間，因為大財團自己會投資相關聯的產業；在韓國國內，隨便買一樣東西翻開來看，都是「 Made in Korea 」。
不過一家公司的資源畢竟有限，沒有辦法照顧到那麼多種產業，所以韓國企業會將焦點集中在部分產品； 而韓國的出口大項是鋼鐵、石化、DRAM 等產品，而這些都不是適合創投參與的產業。
其次，台灣很早就把焦點放在高科技產業上面。在高科技領域裡，一直都有新產品、新技術被開發出來，所以不斷有新公司誕生。再看看一些成熟的產業，比如紡織業，沒有開發新的產品，也沒有研發新的技術，所以很少有新的紡織公司誕生。
還有，東南亞在發生金融風暴前，外貿幾乎都是呈現逆差的現象，經濟成長的動力全靠源源不斷的外資挹注。然而外來資金的投資管道通常較為保守，不是投資股市就是透過銀行管道放款；但是銀行不會投資風險高、報酬率也高的行業，因為賺了大錢固然值得高興，但是一旦出了差錯，就會血本無歸，也不符合銀行業的經營風格。這也是為什麼東南亞國家的創投業並不發達的原因。
而台灣的自有資金多，貿易維持順差，民間又有錢，當存在銀行的穩定報酬不能滿足有錢人的時候，投資一些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便成了另一種選擇；就算十件投資案只有三件成功，但是這三件所獲得的報酬卻超過失敗那七件損失金額的好幾倍、甚至數十倍時，先前所承受的風險便不算什麼了。
再者， 台灣人的投資文化比較願意冒險，take a chance，賭一把的心態普遍在社會各個層面；雖然這種心態不太符合學校裡頭所教的公民道德，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還是有其正面的刺激。
即使你不喜歡看西部片也應該知道，美國人很有拓荒精神。最早期到美國的人也是放棄舊有的一切，尋求重新開始的機會；後來從東部到西部開發的人，也是延續著這樣的精神。同樣地，以色列人也是在沙漠中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沒有拓荒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至於歐洲，勞工法令是歐洲產業發展的最大限制。企業雇用一個人，就得提供許許多多的社會福利，而要開除員工，恐怕比發射亞利安火箭升空還難。這樣的環境讓有能力的人不敢輕言成立公司，因為成立公司容易，解散或縮小公司困難；沒有人願意創業，也沒有人願意投資新成立的公司，我想這也是歐洲經濟成長緩慢的最大原因。
日本在法令上雖然沒有那麼濃厚的勞工保障意識，但是在文化傳統上卻維持著終身雇用制(只限於男性，女性仍沒什麼企業地位可言)；加上與韓國相同的大財團觀念，什麼都要做大，所以也不容許小公司存在。這麼說吧！日本、韓國的企業像是盤根錯結的百年大樹，地底的水都被它吸光了，天空的陽光都被它遮蔽了，這樣小樹怎麼會有生存的機會。
所以台灣和以色列都是處在強敵環伺的孤島上，不努力建立自己的經濟實力就很難生存下去；而百家爭鳴的產業結構，正好是創投發展的最佳環境。
大家都承認世界現在正處在新經濟時代，而新經濟的最大特色就是要有很多新的公司誕生；當然不是每家新公司都會活下來，但是要有夠多的新公司才會有機會嘗試各種不同模式的新經濟；經過淘汰篩選後，我們才會知道哪些才是最適合新經濟的商業模式。
依照這個觀念發展下去，長期來看，台灣的創投文化會讓台灣更有競爭力；各式各樣的公司冒出來，有的活下來，有的死掉了，活下來的一定是最有競爭力的公司。但是台灣有一點做得還不夠好，就是一些經營不善的公司總是會有一些奇怪的力量不讓它倒閉。
另外，在台灣開公司也是非常麻煩的事；但是在美國，基本上送件一天申請就下來了，香港也只要一、兩天。同時，在美國設立公司只規定不能從事不合法的事情，至於公司要做什麼卻不管；台灣法令則會告訴經營者你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准做。這又可從歐美的法源談起。
英美的法令相當寬鬆，歐陸系統的法律則十分封閉；日本法律學自歐陸，台灣又師承日本，所以這一派的法令精神都是以保守封閉聞名。
歐洲法律的封閉性來自法國的拿破崙。拿是一位專制的皇帝，要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力；當時拿破崙的勢力席捲歐洲，其對權力的控制也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
美國人的法律精神學自英國，而英國的法律則是一批有錢人因為反對英國國王的權力太大，而爭取到立法權，所以在制定法律時採取較為自由寬鬆的見解，盡量削減中央政府的權力。到了美國更為獨立，因為新大陸的移民更討厭國王，所以立法上對聯邦政府做了更多的限制。
從這裡大概可以了解，從歐洲、日本到台灣，成立公司的相關法令是採取正面表列的方式在管理，法令有規定的事項才可以做；而英國和美國的精神則是負面表列，除了法令規定違法的業務不能做之外，其他沒有列入的事情都可以做。
台灣可惜在於沿襲歐系的法令，政府管得太多，告訴你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但是碰到像網路公司這種過去不曾有的新產業，就只能用通訊相關事業的規定來管理；如果再加上複雜的申請過程，擁有再好創意的公司也會被掐死的。
所幸台灣的創投公司很有活力，可以適度彌補這個遺憾；當然更開放的法令和更開放的政府才是維持經濟競爭力的最大保障，希望選後台灣的新總統能夠注意到這個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