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已經十八歲了，即將從台北美國學校畢業，接著在八月就要離開我們到美國讀大學。回想過去十八年來的點點滴滴，作父母的當然有無限的感觸。但這應該不是我的感情太豐富或是對子女放不了手，而是絕大多數的父母都要經歷這過程。
過去曾經有一段滿長的時間，他處處想和我比，好比想要長得比我高，不然就是嫌我的車子不夠﹁ㄆㄚ﹂，學校一回來就窩在自己的房間，有時候還要我打電話叫他出來吃飯。
不過我自己也有過年輕叛逆時期，所以我也不管他，因為我知道在他的腦袋裡，覺得自己已經大到可以獨立作主，可是實際上卻又必須依賴家裡的經濟，在這種衝突矛盾之中，會陷入一種與家長對抗的情緒，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要他在台灣受完中學教育的原因。台灣的教育及學校還算不錯，周遭沒有太多的誘惑；如果在美國， 這群 teenagers ︵十幾歲的青少年︶成天攪和在一起，實在不敢想像他們會做出什麼事來。
日前立法院休會，可是完成的法案寥寥無幾，媒體社會輿論又是一片討伐之聲；而立法委員的素質及立法院的亂象，也一直是民眾詬病的焦點。不過我始終覺得，民主制度還是目前政治制度中最好的架構。
和台灣的立法院不同，美國的立法單位是真的在立法，國會議員認真地制定完善的法案，可是台灣的法律卻多由行政單位基於管理或管制的需要所擬的草案，然後再向立法委員推銷，說服立院通過。相形之下，台灣的立法部門顯得較為被動，比較依賴行政系統的資源。問題是，行政院不一定有這麼多法律專業的人才，其擬法的動機也不一定從民意的角度出發，所擬的法律更不一定周嚴，因此最後通過的法案品質便不容易維持一定的水準。
我在大學期間，有兩年的暑假在一位眾議員那裡當助理，我的工作是到國會圖書館找資料。 這位眾議員名叫 Morris Udall，後來和卡特角逐當年民主黨黨內總統提名時，我還幫他助選，結果當然落選。有時我在想，如果當年是我的老闆贏的話，搞不好美國就不會和台灣斷交了。
美國的眾議員大約有五、六位助理協助蒐集資料、擬定法律，再由其中資深的人執筆；美國也有許多公益團體、利益團體及工會等組織，他們也各有法律專才維護本身的權益，提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法案給國會議員。往往針對同一個議題，卻有方向完全相違的法案出現，當然會產生利害衝突，這時就要靠議員去說服同僚，或與相對立的議員折衝妥協，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照顧到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美國有多元化的法案來源，而在議員競爭下，法律的品質自然也跟著提高。
相較於美國，台灣的法律則多由行政部門的一小部分人士擬出來，然後再交給立委審查；即使有些較認真的立委會透過法律專業人士、助理，甚至律師制定法案，但是數量畢竟有限，和政府單位比起來，法案的質量都還待加強。
台灣的立委沒有足夠的預算去養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人，來協助他提出夠水準的法案，而且台灣也沒有一座像美國國會山莊圖書館一樣龐大、完整的資料庫。我們常說， ﹁ Knowledge is power. ﹂知識就是力量，如果立委沒有足夠的知識及資訊，就沒有能力單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法案；當然立委本身的素質及背景也限制了他們自行創制法案的能力。在這種條件下，立法部門自然就只能依靠行政部門提出法律草案，再交由立法院審議了。
人家常笑美國的律師多，做事的人少，結果是你告我，我告你；不過就我的偏見，正因為美國的律師多，所以美國的法律是全世界最好的法律，而多數的參眾議員也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美國的新經濟非常強，美國也是全球最早接受、承認在網路上電子簽章效力的國家，這是因為美國的法律可以迅速反應經濟的趨勢變化。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訪美後不久，有一位眾議員來台訪問，在餐敘中我問他，外交政策應該是行政部門的權限，除非發生戰爭行為，否則立法機構沒有立場干預行政部門的決定，為什麼國會會逼著柯林頓給李簽證？眾議員的回答是，憲法固然有如此的規定，但是也留有一些空間，如果行政部門做得不夠好，或者根本不做的話，那麼立法部門也可以幫它或逼它改善。
所以回到台灣的立法院，因為不習慣，也沒有能力立法，所以只好靠行政院提出法案，以填補法律不足的缺口。其實近十多年來，台灣的總統、閣揆、國會議長權力間的消長，也都視當時的政治實力而在調整；如果國會裡的多數議員有所體認，本身夠分量，有能力提出實用的法案，行政院的立法機制自然會減弱，國會便能制定切合時宜的法案；正如美國國會出面彌補國務院外交政策偏頗的部分。
其實美國的議員也不是每個都很優秀，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打拚的也所在多有；但是國會裡有一套健全的機制，足以讓不是很好的個別議員，組成一個整體還不錯的國會。相反地，台灣有一些優秀的立委，可是一進到立法院裡，卻形成一個滿爛的立法院，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美國國會有一個 Rules Committee ︵類似立法院的法規和紀律委員會︶， 權力很大，議員要進入該委員會的要求非常高；它除了建立國會嚴格的內規，也對內部形成良好的自律機制，可以說國會裡的小國會。美國建國初期，國會議員的素質也參差不一，不但打架，甚至還有打死人的例子；但是在美國有計畫地發展議會制度下，運作漸漸完備，預算及組織架構逐漸成形，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發展，才成為今天的面貌。如上述，個別的壞卻可以成就整體的好，顯見建立完善機制的重要性。
看到近來菲律賓及印尼總統的表現，不禁讓人懷疑，是不是亞洲國家不適合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其實總統由民選產生不代表這就是民主國家，而要看權力的分配結構；如果長久以來只有少數的個人或單位掌握權力，而缺乏整體的權力分配架構，一旦掌權者被換掉，國家自然會出亂子。民意機構突然掌握權力，可是不知道怎麼運用，而且人民的意見沒辦法傳達到新任掌權者的耳中，這是目前亞洲民主國家普遍面臨的困境。
台灣的情況當然比東南亞國家好太多了，但是同樣在一黨獨大的行政部門攬權四十多年後，權力才釋放到民意單位的手中。初掌權力滋味的立法院就像我兒子一樣，當他的塊頭比我大時，以為自己可以獨立了，可是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經驗去面對全新的環境，所以自己就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不曉得自己可以做什麼，又不願意聽我給他的建議，造成緊張對立的氣氛。
立法院突然抓到大權後，面對有經驗的行政院，一方面依賴它慣了，一方面又覺得自己應該比它大，不必聽它的，所以才形成今天我們所看到﹁亂象﹂。從國會全面改選至今， 立法院正好也進入 teenagers 叛逆期的階段； 對於我兒子的teenagers，我倒不特別擔心，反正時候到了自然就恢復正常了。 同樣地，立法院現在的狀況我也覺得很正常；現在亂沒關係，但是一定要建立一套讓以後不會繼續亂下去的制度和系統。而作為權力愈來愈小的行政部門，也要為了民主制度而提供資源，將手上大部分的權力釋放給民意或民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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