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型公司出現斷層將減少經濟的穩定度。大型國營企業掌握市場的能力太弱，而小公司的規模太小，只要政策或經濟一反轉，便率先陣亡，沒有熬過經濟寒冬的本錢。
中國企業多數是國營企業，它們並非一家公司，通常是由政府的業務單位轉型而來，就像台灣的中華電信一樣，原是電信局的業務，公司化後便成了中華電信。中國多數的石油、電信、鋼鐵、銀行、海運等公司都是這麼來的，而且這類大公司都有政府的資源支持。
當這些國企在各自的產業領域與同業競爭時，它們的最大股東｜｜政府，也是該產業的主管機關，很難想像它會維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有好的案子，一定優先給其主控的公司；小公司要成長為中型公司已經夠困難了，更遑論要與國企巨獸抗衡，成長為中大型公司。
再者，同產業的小型公司很難有公平的法律制度及法院審理為發展後盾，遇有訴訟，反而是先倒楣。在中國，法官也是看政府的眼神在做事，法律不過是政治實力衍生出來的制度，而非有一定軌跡可循的概念。
像最近中國政府有心要減少上市公司搞鬼的狀況，便允許投資人對上市公司提出訴訟。過去上市公司作假帳或發布假訊息炒作股價、欺騙投資人的情形層出不窮，但那時﹁穩定壓倒一切﹂，投資人只能認栽；如果不服告官，反而會被主管機關以各種如擾亂金融秩序等罪名起訴。
想想看，作股票被莊家坑了不能聲張，否然就要被反咬一口，投資人的保障在哪裡？而且這種現象豈不是鼓勵上市公司經營者，股價不炒白不炒，反正天塌下來也有人罩著，有啥好怕。不過現在投資人可以打官司了，也有上市公司負責人被判刑的前例，總算是稍微進步一點點，只是往後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大公司除擁有法律的護身符外，政府也給與有形無形的補助。就像過去的台灣，要向銀行借錢，不要只借一百萬元，要嘛就借一百億元；只借一百萬元是銀行比你大，有本事借到一百億元，銀行就怕你了，絕對必恭必敬。
中國這些大公司員工動輒數十萬人，養了這麼多人，政府投鼠忌器，做得再爛也會想盡辦法讓它活下去，所以這類公司不需要賺錢，只要有事給員工做就夠了。既然不需要獲利，產品就不需要賣合理的價格，一旦大公司產品隨便賣，小公司怎麼活得下去？大型公司占盡優勢，吸納了整個社會的資源，小公司產量達不到經濟規模，就無法茁壯發展成為中型公司。
除了要與大公司進行不公平的競爭外，有些小公司原本也很有成長潛力，但是只要它們成長到一定規模，內部就會分裂。因為中國的智慧財產權的觀念還很薄弱，大家也都想當老闆，所以只要公司在品牌、產品、技術上搞出一點名堂，或發展出一套生存模式，底下的員工便很容易帶走，接著就在原公司隔壁開一家一模一樣的公司。
因為不必投入太多的研發資金，所以新公司的產品或服務可以很便宜的價格出售，原公司就開始不賺錢。等到新公司的業務漸漸成長，底下的員工也依樣畫葫蘆，再偷走第二家公司的智財專利，成立第三家公司，於是第二公司的營運也開始走下坡。這也是中國很難出現中型公司的主要原因。
此外， 中國還未建立信用評等︵ credit spread ︶機制，所以好公司、壞公司都很難向銀行借錢，再不然就是都很容易向銀行借錢；一方面看人脈關係，一方面要看政策風向。當﹁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成為經營顯學時，小公司即使有好計畫、好產品，也不比隨便搞的公司有優勢，產品品質的良窳、擁有智財或專利的多寡，銀行未必分得出來，也搞不清楚重要與否。
好公司很難因獨特的競爭優勢，擺脫壞公司的死纏爛打，也就沒有多餘的心力經營本身的專長。到最後，拚的還是價格，誰的價格低，誰就能生存。但是價格壓得太低便沒有利潤，小公司的資本就很難成長；而股本與借貸金額存在一定的比率，如股本增加一元，資產可以增加二、三元，因此股本成長對利潤有倍數的效果。但是沒有利潤，什麼都不必談，小公司就永遠翻不了身，成不了中大型企業。
另外，中國的市場十分細碎零散，不論由地區或人口來分，至少都可以分成十幾、二十多個不同的市場，如果是政府由上而下發展，公司便容易坐大；如果是從小地方做起，那就只能辛苦地在小市場裡打滾了。
由於中國仍是以價格導向，而非以品牌或品質、可靠度、即時性取勝的市場，所以大公司在採購原料時，會找來一大堆供應商，讓他們廝殺一陣，以確保取得最便宜的原料。儘管戴爾或 HP 在台灣尋求筆記型電腦代工廠時，價格也殺得相當低，但是國際大廠通常只挑個三、兩家代工廠，但是前提是品質要好，交期要穩當才夠格。
不過中國大公司除了價格外，就幾乎沒有其他條件了，所以價格砍得兇的供應商就接得到生意，但是品質就很難有保障。小廠商因此只能接大公司的單一訂單，很難有轉型的機會。
再下來，中國的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也不利小廠商生存，這裡指的不光是硬體建設，軟體建設尤其重要，包括法令、公司法規、稅制，甚至向上延伸至憲法層次。這些制度往往限制小型公司的發展，更別提硬體的不成熟，讓小公司很難接觸大規模的市場，所以只能在小池塘裡浮沉。
試想，沒有高速公路，如何將產品運到其他省市；就算蓋了高速公路，沒有運輸工具也是白搭；即使有了車子，缺少司機或加油站不夠，也很難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很多事務不能只看表面，背後還需要很多配合的機制，目前看似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但是背後的建置是否完善，還有很大的疑問，這些都是小公司發展的罩門。
一開始提到的﹁關係經營法﹂也不是好現象，因為到最後，決定公司發展的要素不是研發、設計、品質、效率或價格功能比，憑的是誰的關係好。另外，公司不賺錢，可是老闆卻賺了不少；公司報一個價，可是買方付的價錢卻較高，中間的差價便由兩邊的老闆分掉了，這種情況在早期的台灣也不罕見。由此來看，中國公司達不到一定規模，對老闆而言不見得不好，等規模大到一定程度，這麼搞反而不太方便。
雖然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便推行改革開放，但是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讓中國的現代化又退了好幾步，所以中國真正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時間也沒有幾年，中型公司還沒有足夠的養分可以發展。
回到 Mihalca 專欄的主題， 中國中型公司出現斷層會有什麼影響？首先會減少經濟的穩定度。大型國營企業掌握市場脈動的能力太弱，不是盲目擴充得太大、太快，便是朝經濟相反的方向；而小公司的規模太小，只要政策或經濟一反轉，便率先陣亡，沒有熬過經濟寒冬的本錢。
其次，很多產業要有足夠的經濟規模才做得大。塑膠玩具代工可以在家中客廳裡做，但是要做塑化廠，布建全國通路，就要有一定的規模，這不是一般的小公司玩得來的。
台灣公司要與中國企業合作也碰到不少問題，台商多屬中小企業，規模不大，不容易拿到銀行的信用額度；中國的大公司也不易高攀，常壓低供應商的價格。此外，有人說中國的生意好做，帳不好收，更多收帳的問題也有待解決，因此台商在中國最佳的合作對象還是台商。這是台商的優勢，也是台商在中國發展，比其他外商成功的關鍵因素。
台商可以在台灣取得合作夥伴的徵信資料、營運狀況，在中國當地，便很單純只有加工、出貨業務，這也是台商的優勢所在。所以台灣在與中國交手的過程中，如果能持續發展各項軟體建設，經營環境就能夠一直保持領先的地位。
為什麼美國公司在海外能發展得如此成功，因為很多商業合約中，最後一條都寫著，該合約按照美國法律規範執行；如果哪一天合作雙方要打官司，兩造也都能接受美國法律的規範。打官司不一定非要我贏你輸不可，有沒有公平合理的法律、能不能得到公正的審判，有時更具有象徵意義。如果台灣的法律及司法能得到國際企業的普遍信賴，台商在國際也就更揮灑得開；而中國遲遲不能補強其中型企業這一塊空缺，也正好提供台商卡位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