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曾在專欄中提到，台灣中央銀行擁有高達二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應該考慮採取更積極主動的管理模式。有趣的是，在我提出這個想法沒多久，亞洲各國央行便陸續活化其外匯存底。最近，中國人大甚至宣布，要成立一家類似新加坡淡馬錫投資公司（Temasek）的直接投資計畫。而馬來西亞則已成立Khazanah。
新加坡是第一家成立該類型的投資公司，規模也最大；其證券投資是透過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進行，而直接投資則由淡馬錫執行。淡馬錫已經拿下玉山銀行的部分股權，同時也持有渣打銀行一一％的股權，以及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各五％股權。淡馬錫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建設領域，通訊、運輸和公共事業等類股的投資比重相當高，而銀行也可算是金融基礎建設的一環。
早年許多英國及法國的主要企業或產業都歸國營所有，一九九○年代，當國營企業陸續民營化後，歐洲經濟才終於擺脫數十年的緩慢成長及不當干預。我一向主張自由市場，但並不建議台灣應對英法經驗照單全收；因為若非政府在背後力挺，大部分的基礎建設可能永遠吸引不了投資人的青睞。比方台灣高鐵，我們必須承認，到目前為止，台灣高鐵的經營成績遠比多數人的預期來得成功，而政府的支持是其中重要關鍵。
我先前提出積極管理外匯存底的重點是，台灣外匯存底達GDP比重的七三％（當時更接近八○％），讓這筆錢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裡，看來似乎不是個聰明的作法。因為就某種程度而言，當時台灣因自絕於中國經濟之外，十分欠缺值得投資的標的。正如凱因斯的經濟發展理論，當民間消費疲弱時，便需要政府增加消費來彌補；所以當民間投資欲振乏力時，政府何不提高投資支出，待民間部門投資轉強時，政府再出售先前的投資部位。在整個景氣循環中，政府只須扮演一個平衡的角色。
不能否認，台灣政府在投資支出的預算向來積極，但是為何不把這些外匯存底一併納入投資額度呢？像淡馬錫、GIC及Khazanah將外匯存底納入投資公司管理，可增加透明度及公司治理；而讓政府參與資本市場，則可更加了解民間企業的需求。
毫無疑問地，外匯存底的投資，必須選擇最具流動性的資產；不過，就算只拿出其中的一成，也有高達二七○億美元的可觀金額。銀行體系擁有過量資金，不僅會抑制經濟成長，也容易刺激通膨。長期而言，真正的經濟成長是對抗通膨的不二法門，也是創造就業機會的惟一方法；否則，這些工作機會只會逐漸移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