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監管，控制風險，令金融業收入與風險掛鉤，都是應該的，不過凡事都有度。過激政策，只能起到反效果。
十五年前，筆者剛入行時去見歐洲客戶Roadshow（路演），倫敦、巴黎、米蘭、法蘭克福以及日內瓦是必去的。
十年後，在倫敦停留的時間越來越長，而其他歐洲城市，則變得可去可不去了。
因為在一九八○年代的金融改革（Big Bang）之後，倫敦的金融業迅速崛起，倫敦城（the City）以及後起的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的資產管理業繁榮發展，衍生商品交易也大幅增加。
歐洲其他國家將越來越多的資金交給英國公司管理，國際投資銀行及其他銀行也積極以倫敦為基地，擴充對歐洲的業務。倫敦成了公認的歐洲金融中心，金融業占到英國整體經濟近一八％，是已開發國家當中最高的。
然而，英國政府卻向這隻下金蛋的鵝舉起了屠刀。布朗政府宣布對銀行分紅加徵五○％的特別所得稅，連同四○％的所得稅，金融從業員所負擔的稅率可能高達九○％。
金融業的貪婪無度，幾乎將世界推向破產的邊緣，也令英國的納稅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在經濟形勢依然嚴峻、失業狀況持續惡化之時，投資銀行又要大發分紅，的確令人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過，加稅卻達不到預期的正面效果。
金融業中真正賺大錢、發大筆分紅的，是對沖基金和投資銀行的自營交易部門。這些部門只需要一台電腦，一部電話及一條彭博（Bloomberg）線即可運作，在資訊化的世界中，身處倫敦或在馬達加斯加，對於交易來說其實差異不大。
加稅只會逼這些金融業人員搬離英國，卻不能降低風險，因為英國的銀行還是借錢給他們。他們的撤離，勢必影響交通、餐飲、房地產等各行各業。加稅不僅難以為英國帶來稅收，反而削弱經濟活力，最終納稅人未得其利卻受其害。可見布朗政府此舉的惟一解釋，是打民意牌，為明年的選舉做點似是而非之事。
不僅英國如此，法國也有類似的舉動。此外，歐洲在金融監管上一意收緊，嚴重加重金融業的營運成本、監管成本，勢必導致金融業的出走。
加強監管，控制風險，令金融業收入與風險掛鉤，都是應該的，不過凡事都有度。過激政策，只能起到反效果，令資金流向更大的經濟體（美國）或更有活力的經濟體（亞洲）。
再過幾年，或許出公差不必去歐洲了。
（本專欄隔周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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