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很勤奮的社會，但缺乏前瞻主動與全盤性地創新規畫，使得大家在面對危機、設法解除危機的應對儀式中打轉。
其實不僅學生需要發揮大格局的創意，和展現主動積極的態度。整個產官學研媒各界都必須加強創意和前瞻主動的行為。
這幾年有機會在一些國際場合觀察韓國產官學研媒民的行為和表現，也有機會親自到首爾參訪藝術村、大學、表演藝術界以及文化產業振興院、流行音樂的經紀公司ＪＹＰ和ＳＭ等，總覺得韓國比較前瞻主動（proactive）。觀察我們各行各業的行為和表現，以及參與了一些審查和評審工作之後，有點不安地覺得台灣正在形成應對式的（reactive）文化。
以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為例，在經濟走入谷底時，金泳三政府決定以文化產業為振興經濟的救星。到了金大中以及後來的盧武鉉時代，為了落實文化創意產業，他們逐漸想像全球的趨勢並盤點韓國的特色，而成立文化產業振興院，往前看、向前衝。
到了李明博政府，就彈性地轉進內容產業時期。韓國流行音樂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表演藝術也同樣亮出成績，三十年前當亞洲文化推展聯盟在馬尼拉成立時，韓國急需掛鉤並借力使力以便與世界接軌。由於他們前瞻主動地規畫和推動表演藝術的教育與創新，最近已開始收割表演藝術國際化和產業化的成果。
以藝術創意與教育來說，在二○○五年，當時的文化觀光部和教育部共同宣布新藝術教育計畫，正式成立韓國藝術與文化服務的機構，為的是將創意和藝術普及化。不僅希望培養創作以及結合科技藝術的人才，更大的野心，是培養文化創意產業的消費者。
再以科技人才為例，為了擺脫傳統的正式教育體制對培養科技創新人才的阻礙，他們建構未來的願景以及預見未來的困難之後，乾脆另起爐灶，在一九七一年改由當時的科技部成立另類的科技大學（KAIST）。更進一步打破用人規則，大膽聘用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籍白人擔任第一屆校長。雖然革命尚未成功，但他們願意從失敗中學習。
台灣是非常勤奮的社會，工作時數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缺乏韓國的前瞻主動以及大格局、全盤性地創新規畫，使得大家經常在面對危機、設法解除危機的應對儀式中打轉。
以大學評鑑、政府的公共工程標案，甚至於學生的論文為例，當事人經常花很多時間在回覆不同官僚式雞毛蒜皮的要求和意見。應對變成了儀式，凡事局部化、短暫化。這種應對被動式的文化一旦成為氣候，我們鐵定失去前瞻主動、大格局創新的機會。
（本專欄由司徒達賢、樓永堅、吳靜吉、李仁芳共同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