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市由產、官、學、研、社界合作，建置創新和科研知識轉移的守門機制， 值得台灣借鏡學習。
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兩則有關台灣創新的 大新聞，讓我想起一則有關紐約創新的小新聞。
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接受《今周刊》七八三期專訪時透露，他準備捐出個人九五％的財產，成立公益基金會，並且計畫設立東方的諾貝爾獎﹁唐獎﹂。這是台灣企業家空前的「社會創新」計畫，希望發揮創意而對社會產生影響力。
第二則新聞是立法院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科學科技基本法》修正案，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副召集人朱敬一表示，這將是台灣從「效率導向」轉型為「創新導向」經濟的一大步。這次的修法可以突破技轉法制的限制，以促進扮演最重要的創新引擎之大學，順利地將科研成果移轉到社會和產業。
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的決策者，都是創意、創新和創業發展以及創造力教育的守門人，他們建構的守門機制，例如這一次的《科學科技基本法》修正案以及最後的有效執行，都會影響人民的幸福、社會的進步和產業的發展。
企業家當然也是守門人，他們建構的守門機制重不重視研發、員工成長、社會責任、教育承諾，也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大學行政人員與專家學者一方面擔任培養人才的守門人，另一方面也必須在產、官、學的守門機制下，充分發揮創意、創新和創業精神。台灣的這兩項機制是好的開始，但都還在抽象階段，往後必須成功地連結並付諸行動。紐約的創新則是具體的「啟動」，已經是一個產、官、學、研跨界合作的實例，值得我們參考。
紐約市政府以市長為首的守門人，經過了幾年和學術、企業、創投、社區以及公民社會的守門人充分平等的對話之後，找到了共同的主題，那就是運用紐約已有的優勢，轉化成超越加州矽谷的二十一世紀創新經濟的全球領導者。
他們相信找到對的大學守門人，建置創新和科研知識轉移的守門機制，必定可以為紐約培養明日的創業家，並創造未來的工作機會和發展經濟。
紐約市是一個人文創新的基地，根據各種調查，紐約都被認為是吸引創意專業人員的創意城市，在這樣的基盤上，推動應用科學計畫必然可以達到預期的目標。
紐約市長彭博邀集產、官、學、研、社界的領導人組成委員會，再邀請屬意的頂尖大學提案在紐約市設立應用科學的校園。提案的大學在整個準備過程中，個別和市府進行互動、諮詢、澄清及談判，在史丹佛大學退出之後，共有五個大學正式簡報，最後由康乃爾大學和以色列科技學院（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團隊雀屏中選。 康乃爾校友、機場免稅店大亨 Charles Feeney 最後的臨門一腳，捐助三．五億美元 支持此計畫，絕對是加分。
（本專欄由司徒達賢、樓永堅、吳靜吉、李仁芳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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