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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是全世界最幸福國家!學會這6個完美基因,台灣會更好

夏洛特.亞伯拉罕

最新觀點

達志

2019-05-21 17:19

根據每年發表一次的《世界幸福報告》,亦即幸福學界公認的黃金指標,幸福由六大要素組成: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capita)、健康預期壽命、社會支持(以艱難時期是否有人可依靠做為衡量標準)、信任感(以認為政府與企業是否貪腐作為衡量標準)、慷慨程度(以近期捐獻做為衡量標準),以及認為自己是否擁有做出人生重大決定的自由。

每一項要素會以零到十分的量表評分,再計算出人口加權的平均分數,調查結果需要長期追蹤並且與其他接受調查的國家比較。

 

考量到上述的衡量標準,丹麥與其他富裕且福利完善的北歐小國連年名列前茅,如瑞典、挪威、瑞士與荷蘭,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話雖如此,這些指標無法解釋為何丹麥幾乎總是有優於鄰國的表現,儘管這些國家具備同等的社會意識、民主和富裕程度。

 

為了揭開丹麥人幸福的祕密,幸福研究學會決定自行展開研究。最終發表的報告《快樂丹麥人》,彙整了針對一萬名丹麥人的調查結果,其中受訪者所回答的問題都和《世界幸福報告》採用的指標有關。

 

調查結果相當耐人尋味。以信任感為例,原來丹麥人不只信任政府,也信任彼此。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對於朋友和陌生人皆持同等的信任感,這可是創下了世界紀錄。

 

雖然我在造訪哥本哈根期間沒有遇到高聲唱歌的丹麥人,卻注意到不少丹麥人互信的證據:家長把嬰兒車上睡著的孩子留在商店和咖啡店外面,自行車也沒有特別上鎖。

 

報告的編寫者認為,信任感之所以能夠提升丹麥的幸福程度,主要有兩大原因。

 

首先,信任感可以讓生活在實務面上更輕鬆。例如臨時要去郵局辦事時,把嬰兒車暫時停在街上,絕對會比勉強把推車擠進旋轉門容易得多。

 

其次,信任感也會讓人覺得其他國民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因而感到放心。報告也指出:「從信任他人中得到快樂,還有認為身邊的人都對自己待以善意,都是非常難得的,這也是丹麥人感到幸福的原因之一。」

   

追求幸福是眾人共識

 

有關GDP的問題,也比最初預料的更值得深究。

 

毫無疑問,富有國家肯定會比貧窮國家更快樂。《快樂丹麥人》和規模更大的《歐洲社會調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等多個調查都顯示,個人的家戶所得層級每往上升一級,幸福程度也會隨之增加 。

 

話雖如此,儘管丹麥和其他前五名國家都極為富裕,排名更低者也不乏同樣富有的國家。

 

例如,美國目前排名第13,而且英國人及美國人的幸福程度從1950年代起就停止成長,即便兩國的經濟狀況在此期間都大幅躍升。

 

背後可能有兩項原因,一是人類的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社交關係的品質會對幸福程度產生更明顯的影響。

 

《快樂丹麥人》在文中引用丹麥保險公司「Danica Pensions」的幸福調查,其中的資料顯示,對自身人際關係最滿意的受訪者,在幸福量表的平均得分為8.4,而感到最不滿意的受訪者平均得分為4.5,兩者相差四分;然而最低與最高收入的兩組受訪者在幸福量表上的差異僅有0.5。

 

第二項原因則是不平等,《快樂丹麥人》從「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衡量36個國家的生活滿意度等等指標)取得OECD的統計資料,發現當人注意到重大及制度層面的差異,如生活狀態、社會地位、性別與種族的不同,會對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

 

丹麥完善的社會福利避免了貧富差距擴大,根據幸福調查的結果,丹麥收入較低的族群,比任何一個國家的低收入族群都要快樂。

 

而不快樂的人數相對稀少,就是丹麥一向在幸福排行榜上大放異彩的主因。正如華威大學經濟學教授安德魯.奧斯瓦爾德(AndrewOswald)所言:「丹麥是善於防範極端不幸的國家。」

 

在我看來,丹麥人的不幸程度偏低和幸福程度偏高,背後的實務面原因顯然是同一回事:良好的福利制度、對他人的信任感,以及效能出色的政府與公民社會。

 

不過,我推測丹麥之所以在兩方面都表現出色,是因為丹麥人認知到正視幸福這項議題的同時,解決不幸的問題也是必經之路。

 

以丹麥人的心理健康紀錄為例,許多報導丹麥榮登全球最幸福國家的文章都提到,丹麥國內的抗憂鬱藥物使用量偏高,比OECD國家的平均值高出35%,顯示出也許該國並不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這般美好。

 

要探討這個領域並不容易,我也找不到丹麥心理醫療制度使用談話療法的相關數據,不過我向「幸福研究學會」執行長麥克.威肯請教抗憂鬱藥物的相關統計時。

 

他提出了耐人尋味的觀點:「我們在全球幸福指數上有好表現,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住在福利國家。而這個福利國家不僅正視心理疾病的問題,也試圖加以治療。丹麥人的自殺率偏低,而抗憂鬱藥物消費量最低的國家,卻有高自殺率。」

 

政府應該要認真為人民的幸福與不幸考量,這一點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都是眾人的共識。

 

1776年美國國父湯瑪斯.傑佛遜(ThomasJefferson)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寫下名句「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句話最早是出於英國啟蒙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Locke)—他曾說:「照顧人民的生活與幸福是良好政府唯一的合理目標。」

 

在十八世紀的義大利,經濟學家將「公眾幸福」(pubblicafelicità)視為新學科的箴言。

 

而英國哲學家傑瑞米.邊沁(JeremyBentham)首度提出了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和道德制度,核心原則是「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邊沁的思想隨後受到另一位英國哲學及政經學家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支持。

 

新世紀來臨之時,資本主義成了最大贏家,導致西方為主的國家放棄將主觀的幸福程度視為進步指標,而是改用完全客觀的衡量方式:國內生產總值。

 

不過,有趣的是,被稱作「自由市場經濟之父」的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選擇將著作命名為《國富論》(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書名中的「財富」(wealth)一詞源自「福利」(weal),有健康、繁榮、個人與集體幸福的含意,也許可以由此推測,亞當.斯密所指的國家財富可能不只是有形物品的價值。

 

幸福指數的衡量標準

 

在二十世紀風行的「GDP法則」潮流中也出現了一些例外,例如1968年3月18日,有望成為美國總統候的羅伯特.甘迺迪(BobbyKennedy)在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的選舉活動中發表演說。

 

並公開主張:「GDP無法保證下一代的健康、下一代的教育品質,或是下一代從玩樂中獲得的喜悅。GDP無法統計詩歌的美麗或婚姻的力量,也無法測量公共討論的智慧或公僕的正直⋯⋯簡單來說,GDP計算了一切,但就是沒有計算讓生命有價值的東西。」

 

接著,在1971年,不丹捨棄了國民生產總值,改用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衡量國家的成就。

 

然而直到二十一世紀邁入第二十個年頭,幸福才又再次成為社會科學家、心理學家以及最關鍵的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積極關注的議題。

 

2000年,共有78個國家提出幸福統計資料;2016年的《世界幸福報告》則是針對156個國家進行調查。

 

2010年,時任英國首相的大衛.卡麥隆宣布:「我們將會開始以不同的方式,衡量我們的國家是否進步。不只是經濟成長的幅度,還有生活改善的程度;不只是生活水準,還有生活品質。」

 

一年之後,三位經濟與學術界的大人物組成全國性組織「幸福行動」(Action for Happiness),致力於打造更幸福、更友愛的社會,三人分別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經濟學教授及經濟績效中心(Centr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創辦人兼執行長理查.萊亞德(Richard Layard)勳爵、白金漢大學(Buckingham University)副校長安東尼.塞爾頓爵士以及慈善組織NESTA執行長及智庫Demos共同創辦人基歐夫.慕根(Geoff Mulgan)。

 

接著在2012年4月2日,首份《世界幸福報告》問世,聯合國也在紐約總部首度針對幸福與健康議題召開會議。

 

這場名為「健康與幸福:定義新經濟典範」(Wellbeing andHappiness: Defining a New Economic Paradigm)的會議是根據聯合國大會決議舉行,由不丹首相提案並於2011年7月達成共識,鼓勵各國促進人民幸福。

 

由此可證,就如《2016世界幸福報告修訂》(2016 WorldHappiness Report Update)所言:「幸福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適切指標,也該是社會政策的最終目標,已成為全球共識。」

 

 

(本文摘自《幸福丹麥流: HYGGE!每一天愉悅舒心的生活提案》,大好書屋出版,夏洛特.亞伯拉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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