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移工讓侯孝賢泛淚 她用６年熬出20萬字《回家》

「寫，是一種責任。有些故事我知道如果我不寫，它就不會被看見，那麼我就盡量把它寫出來。」二○一五年春天，顧玉玲以越南移工返鄉故事《回家》，拿下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作者的人道之心，讓台灣得以有反省與思考的機會。」面對中、港、台三地優秀作家同台競爭，評審團仍一致認為《回家》保持台灣與世界對話的獨特角度，得獎當之無愧。

距離她上一本書寫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的故事《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相隔六年，書寫場景拉回移工的故鄉越南，讓這一代來台灣的越南移工，得以在台灣讀者心裡，留下一點立體的生命圖像。「它是一個珍貴的紀錄，讓我們這些在台灣的越南子弟感到非常溫暖。」越裔神父、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創辦人阮文雄這樣認為。

連續兩本移工著作都獲得大獎，一般讀者也許早已相當熟悉，顧玉玲的創作養分來自於她是「資深社運工作者」，但現今台灣社運百花齊放，上街抗議成為一種青春表徵，年輕的讀者恐怕難以想像，顧玉玲與其同輩所堅守的，是一條自我要求相當嚴格的運動路線，也意外形成她作品的特殊魅力。

野百合學運露頭角　賴香伶、鄭村棋都曾是她戰友

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當時就讀輔仁大學的顧玉玲是「校際代表」之一，畢業後選擇走入基層工會，參與台灣解嚴後重要工運組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知名工運人士鄭村棋、現任台北市勞動局局長賴香伶、帶領關廠工人臥軌的吳永毅，都曾是她密切的工作夥伴。

這支隊伍要求知識分子到基層工會接受庶務磨練，磨去精英銳氣與稜角，學習與工人一同生活、爭取權益，被稱為是一種必須「忍受寂寞」的路線，讓顧玉玲的寫作經歷與一般「作家」完全相反，卻也是她得以照見人性的複雜與幽微之處、作品面貌得以如此豐富而細緻的主因。

「我並不是先成為一個作家或記者，然後去訪談移工、寫出他們的故事；相反的，是我們在社會運動裡面，貼身經歷這麼多動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如果運動者不寫，誰會寫呢？」記錄是為了社會責任，書寫則和組織工作密不可分，顧玉玲的寫作故事，全無許多文學家的浪漫、空靈或過度強調「自我」的特質。作品序跋必向「前輩、同行者、參與者」言謝，最後將書獻給「致力讓世界更好的同志們」，一撇一捺盡是嚴謹與老派，「我會說，組織工作者才是我最重要的書寫位置。」訪問過程中，顧玉玲也不止一次這樣強調。

連○八年首次決定動筆寫《我們》，都是因為「得獎就有四十萬元，可以付國際勞工協會辦公室一年的房租！」每天晚上十時下班後開始寫作，有時寫到凌晨三點，第二天仍要準時進辦公室處理移工事務，長年在工運中磨練出的自制與規律習慣，恰巧與長篇寫作需要的特質，不謀而合。

釋放底層怨氣　把體制的不義嵌進人的故事

「她在工作上的確是非常有效率、靈巧，也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同樣以扎實的工運經驗說服市民、高票當選台北市勞動局局長的賴香伶，與顧玉玲共同工作近二十年，她這樣觀察：「顧玉玲跟『人』是親近的。有些搞社運的人，其實不喜歡聽弱勢者抱怨，聽久了會怕、會煩，但顧玉玲是喜歡的，她願意去聆聽、陪伴，所以才會跟著移工返鄉回越南，她把體制的不義鑲嵌在一個個『人』的故事裡，去承接那些故事，並安放在文字裡。」

第一次寫書是為了爭取四十萬元，為組織財務紓困，成就台灣第一篇以移工為主體的文學紀錄，正式踏上寫作之路。顧玉玲自嘲只在高中編過校刊、「是個文藝少女」，從未專職創作的她，抓住運動空檔寫作，連續橫掃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時報開卷好書等獎項。情感濃重卻又輕盈易讀的文字，抓住各地移工在台灣的艱難悲苦，與苦中作樂的幽默，導演侯孝賢就表示，讀顧玉玲的作品，常讓他眼眶泛紅，反覆看了數遍不能釋手。

「寫完《我們》，大約就知道一定要寫出《回家》，追蹤這些移工返鄉之後的故事。」台灣的移工來自於東南亞各國，由社會主義國家快速轉向資本主義的越南，引起了顧玉玲的好奇心。

對當地青壯人口來說，「遷移，尋找更好的出路，是機會，也是冒險。」她想將台灣人眼中原只有「弱勢、語言不通」形象的移工，還原成有膽識、在結構限制下奮力一搏，最後卻多半徒勞無功的跨國探險者。

但在兩書間隔的六年之間，顧玉玲的運動生涯也出現重大轉折。工運戰友對運動路線有不同看法，正式分道揚鑣為「人民火大行動聯盟」與「人民民主陣線」，也讓顧玉玲暫時抽離第一線運動者的角色，到學校兼課，轉換運動位置，「如果組織沒有分崩離析，也許我沒有時間寫出《回家》，人物與時序都如此複雜的一本書。」

長年習慣的工運組織生活起了變化，仍讓顧玉玲書寫時常感到遲疑。第一本《我們》的後記，她以國際勞工協會祕書長的身分寫道：「運動中的記錄、書寫、論述、研究、文化展演等工作，雖兼有組織教育功能，終究是較具『收割』性質的。個別或共同執行者得以被輕易指認成果……。」就是擔心自己寫作鋒芒太露，模糊運動焦點。
 

▲顧玉玲（下圖左）與移工們站在同一陣線，把貼身經歷寫成《我們》以及《回家》兩本書。

(圖片/汪英達提供)

充當國際橋樑　帶包裹、幫寄信，把自我縮到最小

「動筆的時候還是會想：我現在是為了什麼而寫？」時時以勞動大眾「集體」對書寫者的「自我」進行反覆叩問，造就了書評家唐諾所言，顧玉玲「將自我縮到最小」的書寫特質。相對地，也讓她的寫作之路比一般作家更加嚴峻。

說來是台灣讀者之幸，在自我追問、摸索前進的同時，顧玉玲仍持續往返台、越兩地書寫與記錄。當然，同時也替移工向仲介公司討回護照、開車載女工往返庇護中心、協助向雇主追討工資，甚至代越南的妻子轉交草藥給遠方的丈夫。

採訪回來的行囊裡，除了筆記，「滿滿都是代寄、代辦、代打電話等事宜，林林總總，總計有九份待郵寄或待面交的包裹，數封手寫信，以及待打的電話十餘通。」

來往累積了豐厚又貼身的移工故事後，顧玉玲下筆還是再三踟躕，「第一次到越南，寫了超過十萬字，後來幾乎全部刪改掉。」害怕自己只是用台灣的「異鄉之眼」誤解越南，顧玉玲借閱大量的越南政經、歷史書籍「補課」，甚至請越南華裔的清大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羅漪文幫忙校訂，確保自己對越南異鄉的器具描摹沒有誇大誤解，才讓二十萬字的《回家》問世。

「說到底，當代歷史如果只剩下達官貴人的版本，沒有工人的紀錄，我會很不甘心。」回望過去二十年與工人同行的青春，顧玉玲除了繼續與同志摸索運動該如何前行，也想著如何在主流經濟發展、政權更迭的大歷史敘事下，留住工人勞動者真實而鮮活的身影，為台灣二十一世紀初的移工歷史，寫下最珍貴的記事。
 

顧玉玲
出生：1967年
現職：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
經歷：國際勞工協會祕書長、台北文學獎得主、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
學歷：輔仁大學英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