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用世紀的賭注做為片名,非常特別。如今看結果,是不是代表台灣賭贏了,但日本賭輸了?」
上周與台灣半導體發展紀錄片《造山者》導演蕭菊貞、好朋友野嶋剛,一起參與從東京、名古屋再到熊本的五場電影放映及映後座談。在東京,安排了日本眾議院及台商協會播放,名古屋則有市長全程參與,昨天(4/12)到熊本,今天(4/13)晚上再回到東京的早稻田大學。
這趟日本行的夥伴組合非常難得,蕭菊貞是兩度獲金馬獎肯定的紀錄片導演,《造山者》如今也擠到台灣賣座第五名的紀錄片,野嶋剛則是對日本和台灣社會、文化都有觀察研究的學者與作家,也出版許多日文及中文書籍。

在日本熊本參與《造山者》映後座談,由導演蕭菊貞(左二)、野嶋剛(左)與筆者林宏文(右),一起參與映後座談。(照片提供:隈本直樹)
昨天(4/12)舉辦的熊本場,由於是台積電在日本JASM的主場,放映會吸引了四百人參與,許多人熱烈參與,提供場地的肥後銀行九州社長笠原先生,親自帶著一級主管全程看完影片,台灣駐福岡代表處的陳銘俊處長,和日本台灣商會的賴本勉總會長也都到場支持。映後座談也聊到三個重要議題,在此與大家分享。

熊本場是台積電在日本JASM的主場,放映會吸引了四百人參與。(照片提供:主辦單位Kuma-Taiwan)
野嶋剛的第一個問題是,台積電為何到熊本投資?
台積電到熊本投資:服務客戶、地緣政治、台日互補
這一題比較簡單,我的回答是,台積電選擇熊本,一定綜合各種考量因素,但最重要理由是為了客戶,尤其是索尼(SONY)與豐田(Toyota)這兩大客戶。
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曾說過,台積電最後決定去投資設廠,一定是為了服務客戶,索尼是全球影像感測器(CIS)龍頭,提供蘋果(Apple)iPhone手機用的CIS零件,而蘋果又是當時台積電的第一大客戶(如今輝達已成台積電第一大客戶)。因此,台積電赴熊本投資,不只是為客戶索尼,也為客戶的客戶蘋果。
因此,原本索尼在熊本有半導體工廠,台積電選擇在熊本投資,是就近與索尼協力合作,而設廠時各種土地、人才及建廠,也都有策略夥伴索尼出力協助。此外,豐田是全球最大汽車產業,電裝(Denso)是豐田集團核心供應商,這些股東讓台積電熊本JASM的投資,成為日台品牌與代工結合的最強企業聯姻代表。
對台積電來說,熊本JASM廠也是在地緣政治下,分散生產據點的關鍵布局之一。
其實,若考量整個亞洲國家,從戰略合作及投資條件來看,日本都是最好的地點。韓、中兩國與台灣在產業與經濟上有激烈競爭,政治理念也不一定契合,至於東南亞的人才及產業基礎不夠強,新加坡則是地方太小。
不管是從產業互補性、半導體設備及材料供應鏈,以及雙方人民往來密切等條件,日本都是台積電亞洲布局的第一首選。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今年2月5日,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東京首相官邸會面,宣布熊本二廠技術由原定6/7奈米直接升級至3奈米,高市早苗對此形容為「日本矽島九州的復活」,象徵日本重回半導體強權之列。
別具意義的是,這次的會晤時間在日本2月8日眾議院改選前夕,高市早苗透過與魏哲家的合影及引進3奈米的政績,向選民展示其強大的產業執行力,還有與對美日台關係的友好及掌控力。三天後的大選,高市早苗也取得超過三分之二席次的壓倒性勝利。
台積電的熊本JASM投資案,讓台日雙方在產業合作或政治聯盟,都形成高度的「互信互補」。在全球地緣政治的發展中,半導體與AI產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台積電投資熊本,也讓台灣與日本形成重要的「日台共榮圈」,成為兩國攜手結盟的代表作。
台積電跨國設廠挑戰:台日語言文化巨大差異
野嶋剛的第二個問題,談到台積電高壓的企業文化,對員工有什麼影響?台積電到日本設廠,也聽說一些日本員工不太適應,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
這個問題很複雜,不好回答。我的看法是,對亞洲國家來說,跨國管理一直是巨大考驗。過去台灣公司到中國及東南亞投資,大部分以軍事化管理,文化衝突問題不大,但現在到美日歐投資,要切入這些先進國家,得面對語言、文化的巨大差異。對台積電及很多台灣企業來說,這都是大挑戰。
我說,記得早期跑台積電新聞時,我常聽到員工會說,「我們台積電,是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作,拿三個人的薪水。」
當時的台積電,員工講這句話時,感覺是很得意的,心中充滿了驕傲。因為在相對匱乏的年代,一個人可以做兩個人的工作,那是超幸福的事,至於還能拿三個人的薪水,當然就更happy了。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對這句話可能就有不同解讀。如今大家講求工作與生活平衡,不希望工作壓力太大,對管理也有很多抗拒抱怨。而且,不只台灣如此,我相信日本、美國或歐洲都一樣,企業都要面對新世代工作觀改變帶來的改變。
所以,當大家都無法迴避時,只有直球面對,找出辦法來解決。例如在語言部分,台積電熊本廠沒有硬性規定大家都要講英文,英文終究不是台灣人或日本人的母語,最後選擇的作法,是聘十幾位專業翻譯人員成為員工,並為重要會議做翻譯,以確保大家溝通可以很順暢。
此外,日本對加班時間有嚴格規定,一個月不能超過45個小時,這個規定在忙碌趕訂單時,很容易超標。公司一方面要讓員工加班符合法令規範,另一方面也要讓員工改善流程、重視效率,也享受工作帶來的挑戰及成就感。這些都考驗經營團隊的智慧,是每家企業要努力的課題。
台灣賭贏了!日本在設備、材料、化學也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個問題是,野嶋剛提問,《造山者-世紀的賭注》這部電影,用賭注來做為片名相當特別。從現在看結果,是不是代表台灣賭贏了,但日本賭輸了?
野嶋這問題很尖銳,讓我想了一下。我認為,台灣50年前決定發展半導體,當然是賭注,但關鍵是,那時台灣一無所有,敢放膽去賭,賭贏就成了,敗了,反正也沒什麼好輸的。
所以,電影中的前輩說,到美國受訓時,看到家家戶戶有電視、冰箱,非常羨慕,沒錢進去吃麥當勞,就在外面聞一聞味道,心想回台灣要好好拼,改變生活及命運。就是這種拼搏的精神,讓台灣開始了「世紀的賭注」。
但是,所謂的「賭」,其實是一種冒險犯難的精神,是創業家不服輸、願意接受挑戰的態度。全世界市值最大的企業輝達,黃仁勳過去也失敗過好幾次,十多年前他大膽加碼AI產業,如今成為大贏家。
其實,台灣電子業在下賭注的過程中,也出現好幾次大挫敗,例如台灣投資DRAM產業出現失敗,包括張忠謀的世界先進也失敗了,另外台灣投入 LCD產業也不成功,至於在半導體業,也非所有公司都像台積電那麼成功。
台灣因為敢嘗試,願意冒險投資,有些被淘汰了,但有更多企業成為贏家,讓台灣在電子與半導體業生生不息。
至於日本,我覺得也不能說就是全賭輸了。80至90年代日本是世界第一,當站上這個顛峰後,或許變得自滿了,成功變成包袱,也失去了再下賭注與嘗試錯誤的精神,這些都可能是落敗的原因。
但是,日本也沒有全賭輸。在半導體設備、材料及化學領域,日本很多都有高達30 %到50 %的全球市占率,這些公司都還是贏家,也讓日本在地緣政治中保有韌性並維持一定的地位。
我覺得,台灣與日本企業型態相當不同,台灣都是中小型企業,老闆一個人就可以做決策,所以很多人速度很快,也很敢賭,當抓住機會,想了70分就幹了。日本都是大企業,都要想得很清楚,要覺得有120分的把握才要做。但是電子業變化這麼快,這一代沒有趕上,下一代更沒有機會,很快就被淘汰了。
AI半導體要復興 日本需要利用台灣戰略資源
另外,也有聽眾朋友詢問,對於台日關係的未來發展,有什麼期待?
我的回答是,AI及半導體是目前最重要的產業,對日本企業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日本有太多大品牌,從汽車、機器人、電子零組件到各種傳統產業,都要面對歐美及中國挑戰者,未來若AI及半導體的含金量不夠高,很可能都要被淘汰。
因此,半導體與AI的復興,對日本至關重要,未來日本需要好好利用來自台灣的戰略資源,也絕對是必走之路。

日本朋友對台灣半導體成功充滿好奇,也透過《造山者》紀錄片更加深入認識台灣。(照片提供:主辦單位Kuma-Taiwan)
我也強調,台灣不只有晶圓製造代工可以幫日本,台灣的IC設計產業,也形成ASIC(特殊應用IC)及矽智財(IP)發展,等於也是一種「設計代工」的產業服務型態,再加上先進封裝及測試也愈來愈重要,整個台灣半導體代工產業都可以協助日本加速發展。所以如何與台灣進行更密切的合作,對未來十年日本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台灣從設計、製造、封測等代工平台,如今已形成一個難以取代的產業生態鏈,美國因為整合台灣這些服務,讓美國企業不斷超越並領先全世界。未來從日本到歐洲,以及想大力發展 AI及半導體的國家來說,台灣都是至關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目前是掌握與台灣合作關係最密切的亞洲國家,這個日台聯盟與日台共榮圈的聯盟關係,也可以說是日本最重要的發展策略。
早年日本世界第一時,台積電發展半導體,也向日本取經很多,台積電第九號員工陳建邦說,他在工作期間曾飛到日本一百趟以上,所以,我也鼓勵日本人多到台灣看看。
目前台灣每年有超過六百萬人到日本出差、旅遊,但日本人到台灣,一年不到兩百萬人,希望更多日本人來台灣,看看台灣有什麼好東西,可以幫忙日本發展。
台灣與日本有非常緊密的互補關係,台灣的強處剛好是日本的弱項,至於日本厲害的強項也很多是台灣不會的,雙方的整合還需要更多努力,也期待日台兩國都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也理解雙方的位置及關係,攜手完成更多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