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科技造山者罕見深談！「史施」論壇揭開半導體50年崛起關鍵，剖析台灣如何從追趕走向領先

當天，我在介紹兩位前輩時特別提到，在2026年雙十節舉辦這場論壇，有很獨特的意義。因為，施振榮先生在1976年創辦宏碁，是台灣電腦與資通訊產業的開路先鋒，史欽泰先生是前工研院院長，1976年帶著工研院數十位同仁赴美國RCA取經，是台灣半導體從無到有的關鍵推手。從1976年到2026年，正好都滿50年。

史欽泰與施振榮兩位前輩，可以說是代表台灣科技業「兩條主軸」的活歷史，能夠讓兩位聚在一起，分享半世紀的智慧與經驗，可以說正是一場「史施」級的聚會。

而且，當天場地選在陽明交大博愛校區，是我的母校，也是交大電子所設立的地點，這是台灣半導體最初的發源地，會場地點在賢齊館，也是紀念曾任工研院院長、聯電董事長的方賢齊先生，很具時代意義。

《雙十論壇》選在陽明交大博愛校區賢齊館舉行，別具意義。（照片來源：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長高虹安（左二）也參與這場討論。（照片來源：新竹市政府）

能與兩位重量級人物訪談，我也整理出幾個重要題目請教。

口袋不深、研發投入不夠　台灣記憶體最後輸韓國

首先，我請他們兩位回想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場景。台灣在1990年代曾大舉投入 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產業，當時三星董事長李健熙曾邀請張忠謀、史欽泰及施振榮三人到韓國參觀，李健熙表達三星已投入很多資源，提醒台灣不要貿然投資記憶體產業。但宏碁後來投資德碁，工研院也推動次微米計畫，並衍生出世界先進。

我說，見證這場重要歷史的有三人，除了張忠謀先生沒有來，當天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就有兩位在現場。因此請他們兩位談談，當年參訪三星的心情，後來台灣投資記憶體產業，但又陸續撤退，請他們分享一下經歷這些過程的感想。

關於這個問題，施振榮說，當年宏碁發展PC很需要記憶體這個關鍵零件，德碁最初成立是授權德儀（TI）技術，但德儀後來因技術發展落後而宣布放棄，宏碁把德儀的股份買回來，又付錢買了IBM的技術，但後來還是跟不上，因此最後決定賣給台積電，聯電那時追台積電追得很緊，台積電有需要增加產能。

施振榮說，宏碁對半導體的投資，早從1982年成立宏大創投時，當時就投資矽谷的IC設計公司國善電子，這個投資雖然沒有成功，卻啟發了「中央廚房」的概念，也催生了台灣日後顛覆全球的晶圓代工商業模式。

施振榮說，台灣記憶體輸給韓國，原因有很多，韓國企業在政府全力支持下，可以從銀行搬很多錢，口袋很深，不景氣時又不斷逆勢投資，但台灣都是中小企業，口袋不深，且都向外取得授權，研發投入不夠，最後只能撤退。

不過，即使到今天，已81歲的施振榮，對記憶體產業仍有夢想，近來他投資由台灣人在美國創辦的NEO公司，持續在AI時代的記憶體設計上尋求創新突破。

對於台灣發展記憶體的問題，史欽泰全程參與工研院次微米計畫，他的回答很完整，我也做了精簡整理。

次微米計畫走向競標模式　台積電衍生出世界先進

史欽泰說，工研院在1989到1994年執行的次微米計劃，當時是整合來自政府、民間與產業的需求，做成的決策。

那時，民間已做半導體多年，也已經有聯電、台積電了，因此政府在思考下一步要做什麼，工研院也想做新的計畫。由於PC還是當時台灣主要產業，而且台灣半導體當時也還沒那麼強，產業最缺的就是CPU和DRAM。其中，CPU在英特爾主導下很難突破，因此大家對記憶體發展很有興趣，而且，記憶體又是技術發展指標，是推動先進製程的載具，因此變成一個選擇方向。

史欽泰說，當時有很多討論，張忠謀先生非常不願意做記憶體，很多人也覺得記憶體產業起伏震盪很大，若技術不夠深、口袋不夠深，不容易成功。但也有人覺得，這件事總要有人試試看，當時民間已有企業投入，例如宏碁就投入，力晶、華邦及旺宏（投資非揮發性記憶體）等都有投資，大家也在問，政府不做行嗎？

史欽泰說，後來也參考美國的SEMATECH的作法，這是美國政府在80年代因應日本記憶體崛起，因此介入產業發展並且出了一半的錢，幫忙IBM、英特爾（Intel）、國家半導體（National）等公司發展技術與產業，當時大家想這可能是個好模式。當然，後來SEMATECH這個作法是失敗了。

所以，當時是在這些環境與討論下，台灣還是決定自己做，在政府支持下，工研院就推動次微米計畫，並從海外請了盧志遠、盧超群兄弟回來，分別在工研院及民間服務。

不過，史欽泰也說，1989到1994年執行的次微米計劃，進度都超前目標，當時想這個計畫可以做，但最好不要再弄出一個公司，因為民間會有疑慮是在與他們競爭。

不過，不管計畫未來出路如何，史欽泰認為計畫地點最好是放在園區裡，因為這樣技術發展中心可以支持產業，如此設計才是對產業發展最好的選項。因此，他每天去找那時擔任竹科管理局局長的薛香川，談園區不要只讓有製造的公司進去，還是要讓能夠提供服務的公司進駐，對產業發展會更好。

次微米計畫最後走向競標模式，由台積電標下並衍生出世界先進。後面的發展結局，與其他民間業者很類似，也是口袋不夠深，最終無法與韓國競爭。

微笑曲線昇華版：IP、品牌信任整合　用製造體現出來

我請教施振榮先生的第二個問題是，當年他提出「微笑曲線」，主張台灣要從製造的谷底，往兩端（研發設計、品牌服務）的高附加價值走。三十年後的今天，AI浪潮下台灣硬體業大翻身，宏碁集團中的緯創、緯穎寫下集團企業中最大市值，台積電更站上世界之巔。

我請教他，是否認為台灣現在已真的爬上微笑曲線的兩端？還是說，只是「換了一個更值錢的製造位置」，本質上還是在中間？微笑曲線理論需要改寫嗎？

施振榮的回答是，他認為台灣很多製造業已脫離沒有know how的製造處境，甚至製造也融匯了很多品牌服務的概念。他說，微笑曲線不需要改，因為這個理論已經很有名，全世界都知道。

施振榮解釋，台積電的成功主要是商業模式創新，對技術不斷投資，持續服務客戶，並認真地保護自家營業祕密。他說，90年代工程師交換資訊很快，不同公司間可以輕易交換訊息，但後來大家對營業秘密保護愈做愈好，一有違反還要面對刑責，這讓領先的公司可以逐漸累積出自己的競爭力。

他說，台積電極力保護自己最重要的營業祕密，中國大陸南京廠做到製程技術完全不落地，如今營業祕密很多又很複雜，參數非常多，想要抄也很困難，幾乎不可能被偷走。先前台積電與日商東京威力科創（TEL）發生的核心技術洩密案，也是因為電腦保密做得很好，工程師想將資料拿出去，很快就被發現。

因此，施振榮認為，台積電的成功，與過去的組裝製造（assembly）完全不同，晶圓代工有很深的know how，製程中有很多IP，而且台積電已成為客戶完全信任的品牌，這種把IP及品牌信任等優勢整合在一起，只是用製造體現出來，其實是微笑曲線的昇華版。

施振榮也說，最近很紅的川湖，做滑軌可以變成台灣首富，還有一些做散熱的廠商，都是類似的道理，都把製造實力昇華，變成一個新微笑曲線。

施振榮也強調，不管是台積電，或是緯創緯穎這種AI伺服器廠商，把製造做到很有價值，而且全力服務客戶的能力，這是台灣在全世界的優勢，其他地方都很難見到。像過去三星曾花很大力氣把高通、蘋果的訂單搶過去，但都做得不好，最後都很難與台灣競爭。

論壇也有不少重量級大老參與，右三為前聯電三巨頭之一的劉英達。（照片來源：新竹市政府）

他說，三星及英特爾無法服務太多客戶，如果客戶太多，他們會瘋掉，根本做不出來。更何況幫客戶做的東西還和自己的產品有競爭，更難取得客戶信任。台灣製造在全世界做得很出名，生態鏈建得很強，根本無法被取代。

從創新到協助提升競爭力　工研院角色一直在調整

我請教史欽泰先生的第二個問題是，台積電前技術長胡正明最近出書《拿出辦法來》，他提到，台灣的研發經費太多流向研究機構，分配給大學的卻太少，最大的幾個國家級研究機構（應是指中研院、工研院），直接從總統府與經濟部獲得充足經費，這些機構設立之初或許有其歷史背景，但如今扮演帶動產業競爭力的火車頭已經是台灣的產業與大學，政府的研發經費分配應該跟著調整。我請史院長也談談對這個觀點的看法。

史欽泰說，工研院的角色，其實一直在調整，早期工研院做得很成功，衍生出聯電、台積電等公司，但後來角色開始轉變，主要是業界也不希望工研院一直衍生公司，讓他們感受到競爭壓力，而是希望工研院去做一些更創新的事，或業界無暇顧及的事。

他認為，過去工研院是在做創新的產業，比較著重在技術和產品，但民間產業茁壯後，工研院的角色逐漸調整為幫助現有產業提升競爭力，例如能資所、污染防治、自動化、量測、材料等，這些都不是最新的技術，但也都是歷史很悠久的行業，技術含量很深，要長期投入才能見成效。

因此，工研院的角色是在做生態鏈的補強，像早期PC產業遇到散熱問題，PC用半小時就要關機，另外還有通訊干擾的問題，這些產業相關的配套與技術服務，需要花時間及力氣。

史欽泰說，台灣很早就進入服務科技、知識經濟產業的時代，因此他離開工研院後加入清大管理學院時，就籌設全台第一個「服務科學研究所」，認為台灣除了加強技術導向與突破外，更要注意服務概念，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在他很早期經典著作裡，就提到要知識經濟與服務的方向發展，台灣早已進入這個階段。

他也認為，他的大學同學胡正明先生的想法，比較是從科學導向及美國經驗來推論，這沒有什麼錯，但台灣從供應鏈逐漸發展到生態鏈，這是兩個不太一樣的階段，也是很重要的演變。

史欽泰認為，工研院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相對於其他單位，工研院的獨立性非常好，至於工研院的角色若要調整，取決於目前工研院三個主要力量，一是政府的想法、二是民間的互動，三是工研院的領導。這三方可能想得都不一樣，大家可以就工研院的角色做更多的討論。

台灣與世界的合作　從供應鏈昇華到生態圈

我也請教史欽泰先生第三個問題。台灣半導體的起點，是1976年從美國RCA技術移轉、工研院派人出去取經開始的。今天台灣反過來成了全世界要來學、要來設廠的對象。

史欽泰親歷了「從追趕者到領先者」的完整轉變，也是台灣半導體「從邊陲到核心」的推手，這個位置的翻轉，有幾個關鍵的轉捩點，而「當領先者」和「當追趕者」，心態與策略上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如今台灣有很好地扮演著「當領先者」的角色嗎？

史欽泰的回答是，台灣從技術追隨到技術領先是真的，而且如今也看得出來，台灣已有不小的轉變，像台積電就變得大方一點，也理解要與供應鏈互相合作依賴，不是一直挑剔他們，在互利共享上做了不少努力。

他說，他很常分享一個概念，台灣與世界的合作，要從供應鏈昇華到生態圈。因為供應鏈著重的，是明確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但生態鏈則是建立在氣氛好、充分信任的環境下，大家秉持誠信與分享來合作，這是比任何法律合約更強大的力量。

他也說，他為何一直強調創新、誠信、分享，因為這是產業要壯大很基礎的原則，更是台積電優於三星、英特爾的關鍵因素。至於潘文淵先生當年來協助台灣半導體產業時，堅持不支薪、用自己假期、不洩密的「三不原則」，這些其實都是基本知識與道理，但只有堅持這個，台灣才可以走得更遠。

史欽泰說，他現在正在做的事，就是一些沒有KPI的東西，是大家沒有在做，或是不想做的事，但這些東西看似無形，但卻影響深遠。

對於台灣「從追趕者到領先者」的角色轉變，施振榮的看法是，早年他講「老二主義」，是因為那時「當老二」已是很積極的目標了，原來台灣只是老三或老四，像台積電一開始也是老三，但典範移轉下，不斷精進才做到現在的老大。

他說，台積電創造很多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典範移轉，例如早年為了追趕，曾經做過研發三班制的夜鷹部隊，如今研發沒有大夜班，但研發與製程工廠結合，研發也是二班制，至於製造生產則是三班制，過去德儀在日本、台灣及義大利有生產線，但都沒有讓研發與製造合在一起，台灣能夠從追趕者到領先者，是有很多原因的。

他比較，以前日本也曾做到世界第一，在記憶體的品質及良率領先全球，但台灣是更好的model，不只品質、良率及成本領先而已，而且投資夠大、時間與速度夠快，滿足了AI時代的需求，還建立了整個生態圈。而且，台灣變成領先者後，並沒有驕傲，一樣與先進國家合作，當大家的朋友，比日本更世界一流。

「落子無悔」　時間應該去想更多有意義的事

最後，我也問他們兩位，人生這麼精彩，事業這麼成功，有沒有什麼遺憾或反思？如果時間能夠重來，最想改變的是做過的那一個決策？

施振榮說，當年任用劉英武、蘭奇，還有其他很多事情犯過錯，但這些都很難再重新來過，宏碁只有一直往前，一直創新，到現在81歲又8個月的他，仍然在創業，過去已有所謂的「不生產電腦的電腦公司」、「不生產半導體的半導體公司」，未來也會有「不生產汽車的汽車公司」、「不生產船的船公司」，而這兩個理想，他也已經投資了兩家公司，希望台灣可以一直領導創新。

史欽泰與施振榮兩位「造山者」的格局及遠見，提供台灣往下走五十年的智慧與勇氣。（照片來源：新竹市政府）

史欽泰則回應，他曾用書法寫下一段話，「人生如棋，落子無悔」，人生每個決定都是賭注，做的時候要想清楚，而他覺得，與其花時間再想後悔的事，不如把時間拿去想更多有意義的事，他也提醒自己，每天睡覺前不要想後悔的事，要想更積極的事。

有幸與這兩位「造山者」前輩訪談，這是台灣回望過去五十年最佳的註解，訪談中聽到許多的格局及遠見，更是我們展望下一個五十年，可以獲得的智慧及勇氣，很高興自己可以參與這一場重要的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