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金融體系受到嚴格規範，然而，台灣所受金融風暴的傷害，卻不比美國輕微，那金融業保守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
美國《時代》雜誌列出最該為次級房貸負責的二十五個人，前總統柯林頓赫然在列。
柯林頓獲得該項「殊榮」的主因，是他在一九九九年簽署廢止限制銀行不得跨業經營，商業和投資銀行間業務必須分開的「Glass-Steagall」法案。法案終止後，銀行大量將客戶存款運用在高風險的資產上，造成後來的沉重代價。
於是開始有人呼籲，應該再一次將商業銀行的基本業務，如存款、放款及全球支付系統等業務，與投資銀行、私募股權基金及類似機構更具風險的投資業務分割。有人認為，商業銀行應該比較像是規範嚴格的公用事業；如電力公司即使是私人企業，在多數國家仍受政府嚴格規範，尤其在制定費率方面。
如果電力公司出問題，民生經濟就會大亂，因此政府得嚴密監控；同樣概念也可以套用在銀行業。銀行的放款不僅有助產業發展，商業銀行業務還能創造乘數效果，支撐實體經濟成長，產生的貨幣供給效果遠勝過中央銀行。
台灣出口陡降，某種程度與銀行和保險公司拒絕對製造商擴大信用或擔保有關。營運資金無法取得融通，或出口無法取得擔保，製造商便無法接單。
愈來愈多人認為，未來銀行業務應該分開。我們有政府擔保的金融公共事業，管理支付系統及基本存放款業務的機構，並將承作如抵押債權債券（ＣＤＯ）、特殊目的公司（ＳＩＶ）與信用違約交換（ＣＤＳ）等風險性金融交易機構切割出去。
不過，假若過去五年經濟的快速成長，廢除Glass-Steagall法案是主要功臣的話；那麼再度實施該法案，是否會削減經濟成長的潛在動能？在金融危機期間，無須採取更多的管制措施；只有在太平盛世，當市場大聲疾呼要更開放之際，才是最需要更多規範的時刻。
台灣金融體系受到嚴格規範，金控公司誕生時，也僅鬆綁一小部分管制，因此很難想像美國經驗會在台灣複製。然而，台灣所受金融風暴的傷害，卻不比美國輕微，那金融業保守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
最好的作法是，考慮跟隨全球的趨勢，讓台灣金融業納入更多自由的元素。我們希望台灣的金融市場更大，並吸引過去十年外流的資金回流。現階段我們最需要的是，一個不會因為吸收資本回流，而產生通膨的金融體系。
此外，台灣銀行體系中已經有過多的資金，必須讓衍生性商品及其他金融創新商品市場更自由化。由於全球其他地區的銀行相繼自這些領域撤出，或是面臨更嚴苛的監管，台灣的金融機構，不論是銀行或非銀行，就因此能乘機在全球金融業中，取得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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