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天的新案，一人大概會分到30幾件……，去年7、8月高峰時，更是1天1人就50多件。」淑芬（化名）的話語中，透露出一股濃濃的無力感。
過去1年，湧入地院民事執行處的案量爆量成長，讓一線處理案件的司法事務官和書記官，個個大喊吃不消。今年以來截至7月底，台北地院相關新收案件來到17.89萬件，已達2022年以前全年平均新收案量的水準。平均每名事務官手上，至少有兩千件強執案件待處理。
這些案件其實都脫不了一個共同點：「人壽保險保單」。以台北地院為例，根據司法院向本刊揭露的數據顯示，今年截至7月止的新增案件中，就有44%與保單強制執行有關。
關鍵變化出現在2022年12月，當時，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做出一項裁定。在該項全稱為「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的公文中寫到，「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
白話地說，就是「債務人的壽險保單可以被強制執行」，而且為了幫債主討債，執行法院可以要求保險公司與債務人解約，保險公司也應把保單解約金直接還給債主。就這樣，「保單抵債」從長久以來的「不見得可行」狀態忽然變成「合理可行」，債權人自然卯力爭取，也讓相關聲請案件暴增。
因此裁定大受影響的，還有住在屏東偏鄉、今年67歲的侯先生。10餘年前，他因母親腦出血失能，決定將經營多年的機車行收了起來，全職照顧母親，孰料不久後父親也跟著倒下。而他自己，因為長期照顧雙親無法工作，導致經濟陷入困難，過程中走上「以卡養債」的惡性循環，在多年的信用卡循環利率加乘下，至今欠下的債務已逾千萬元，而他名下所有的動產和不動產，都已陸續遭到變賣清償。
去年一張來自法院的強制執行命令通知，讓他僅存的2張壽險保單也被扣押，相關的醫療保障跟著「被暫停」，人生墜入了「不敢生病」的悲情處境。
「現在這種狀況、這把年紀要再投保已不可能……，如果最後真的失去這些保單，未來就沒有任何保障了。」侯先生找債權銀行談，對方要求他必須拿出比「保單價值準備金」更高的額度，才願意撤銷執行保單，「但，我根本就沒有能力支付……。」他無奈地說。
類似侯先生這樣，因為欠債，導致保單被執行扣押的個案，在過去一年半間，可謂不勝枚舉，以本刊實地採訪的對象為例，有憂鬱症與心臟病史，因為保單被扣押，住院後申請醫療險理賠金卻遲遲下不來者；也有長期癌症病史的債務人房貸未繳清，今年五月兩張壽險保單被債權銀行聲請強制執行，而其中一張保單，甚至是沒有保價金的癌症險。
或許是因為第897號裁定引起的風波太大，金管會也意識到了，並在今年6月發布《保險法》修正草案，試圖透過豁免特定的保單類型，以及引入「介入權」方式，試圖緩解當前亂象。但，在修法仍未完備下，債務人應該如何自我救濟？
對此，長期協助卡債受害人的法扶律師趙興偉表示，債務人接到強執命令後，如果不服，除了可向法院聲明異議，建議也可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保全處分」，並同步啟動更生或清算程序，「保全處分一旦下來，保單雖然仍被扣押住，但好處是它將不能被解約換價。」
趙興偉觀察，依據現況，聲明異議最快也多半要3到4個月才有結果，「但保全處分大約1個月內就可以下來，若聲明異議失敗，因為有保全處分，也就可先保留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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