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夫台灣對提供三億美元人道援助，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
國際反應大部分是正面的，除了兩家：一家共產中國，說這是在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另一家管難民事務的聯合國機構，說是不敢轉交，怕共產中國不爽。
國內反對聲浪似乎不小，還有上街示威的。據我觀察，帶頭反對的多是高級知識分子，這一點與殷宗文先生剛好相反。也許彼此方法不同，他有科學統計，我不過看電視、看報紙、聽學生和老師議論而已，但我也有我的根據。此事一宣布，我就想，某大學教授、某學者兼立法委員，一定出來反對，打開電視，果然不出所料；帶隊上街的也是他們。你以為他們不講國際觀麼？報紙上振振有辭地寫著：「花了錢被國際上視為麻煩製造者」，「聯合國拒絕接受，是自取其辱」云云。
台灣人的國際觀，從來就有兩種。
一種是大多數人的國際觀。他們未必有機會上報紙電視，只是努力用自己的專業眼光和打拚精神，鍥而不捨地開拓自身的國際展發空間。像台灣的許多企業家，就是以這種自主的、平等的、開放的國際觀，開創出台灣產業的國際地位，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讓世界別小看了台灣。
要說小，台灣是小小一島嶼，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只有共產中國的三百分之一，澳大利亞的二百分之一，芬蘭的十分之一。正因為小而資源貧乏，台灣要生存、要發展，必須走向世界。因此台灣人國際觀強，是自然環境造成的普遍優勢，優於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更不必說共產中國、澳大利亞、芬蘭人了。今天以國際化、現代化標準衡量，台灣已達到世界大國水平。在全球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中，台灣是世界貿易大國、科技產業大國、全球資訊大國、東方民主大國。論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科技、資訊、傳媒、外匯存底，各項指標均名列前茅。只有一項例外，外交小國。
這是歷史環境造成的劣勢。從蔣介石宣布「不光復大陸我不出國」、「漢賊不兩立」，到今日高級知識分子創造的「危機社會」論、「時間對台灣不利」論、「兩岸關係位階高於外交」論、「弱國無外交」論、「台灣應學芬蘭」論、「勿做麻煩製造者」論、「勿刺激中國」論、「反凱子外交」論；在這反外交十論圍攻之下，台灣焉得不淪為外交小國？
這反外交十論，即屬於另一種自卑的、依附的、封閉的國際觀，或奴才妾婦式國際觀，與前一種大多數台灣人｜｜自主的、平等的、開放的國際觀相對立。對於台灣外交，共產中國打壓和美國、聯合國懼共鴕鳥哲學，並非不能克服，台灣自己的反外交十論，才是要害所在。這回人道援助，未等共產中國開口，台灣先搬出「勿刺激」論；聯合國尚無定論，台灣已先自詛咒「自取其辱」！聯合國若聽命於中國不敢接受台灣人道援助，「自取其辱」的是聯合國不是台灣，乾脆改名「聯合附庸於中國」算了。所以檢驗一個人的國際觀，不看他在外國見了多少政要，要看他在政要面前講什麼話，脊梁是直的還是彎的？
台灣要在二十一世紀成為與民主大國、經貿大國相稱的外交大國，必須分清這兩種對立的國際觀，認識到國家安全不只靠軍事，外交也是國防。國際社會互相支持，自由民主國家在共產軍事霸權威脅面前，團結合作，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一九九○年代台灣光向美國購買武器，每年平均十五億美元，錢都進了軍火商口袋，無人出聲。這種人道援助三億美元，分期支付，每年不足一億美元，大部分以台灣產品、技術、勞務、培訓等項目支付，既是助人，亦是自助，其國際影響、安全效益、經濟效益，當遠遠超過購買三億美元武器。
當年蔣介石反攻大陸，視台灣為反攻基地，自然軍事第一，等大陸光復再辦外交不遲。所以蔣介石的反外交前二論還情有可原。今日台灣既放棄反攻大陸，已是主權獨立的自由民主國家，走在世界全球化、民主化、資訊化前列，焉能讓毫無道理的反外交後八論繼續統治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