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自由化和創新方面，遙遙領先台灣。或許台灣需要新的政治哲學，就從重要官員的任期限制開始，才有機會執行改變，創造績效。
經濟成長是「改變」的副產品。中世紀歐洲的政治和宗教意識形態，將改變視為異端邪說，權力在握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以各種手段壓抑改變。除了天主教和新教孰優孰劣的宗教競爭外，還有來自各國的貿易競爭，讓商人階級可以選擇最適合經商和居住的環境。
所以，一個促進或至少允許改變和競爭的政治體制相當重要，也是富裕社會的催化劑。
過去，中國是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主要是經常受到來自北方蠻族的攻擊。無獨有偶，導致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也是來自北方的日耳曼和高盧民族的侵略所致，進而造成歐洲社會走向封建專制。
中國命運雖不像歐洲，但也採行高度集中化的政治控制。然而隨著歐洲文藝復興啟蒙，科學大鳴大放，藝術和商業蓬勃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卻停滯不前。毛澤東經常寫到有關要廢除舊中國的封建社會，卻從未讓中國脫離禁錮，只是用另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取代。
台灣則是另類的社會，可以提供中國啟蒙的安全港口。就像宗教競爭，台灣「新教」對上中國「天主教」，台灣可以吸引來自中國的最佳人才；基於享有進入中國經濟的優先特權，也可吸引來自散居海外各地最佳的中國人才。
問題在於，台灣的政治結構與中國差異不大，兩者都是中國古老政體下的產物，也同樣面臨來自北方「蠻族」的威脅。諷刺的是，台灣的威脅正是中國。更令人難堪的是，中國在自由化和創新方面，還搶先台灣一步，在上海建立自由貿易區，其意義甚至超越了上海。
台灣金融機構為了要在信用緊縮的中國搶得商機，在自貿區已投入相當大的資源。至於台灣方面的反應，則是在五大港口及桃園機場設立自由經濟示範區，但台灣自由化的魅力，卻遠遜於上海，似乎只是被迫接招，而非大開大闔的創新。
顯然，台灣也需要一個競爭的宗教──我指的是新的政治哲學，以確保面對來自中國的外部競爭時，能站穩腳步。或許，就從政府重要官員的任期限制開始吧！
反對任期限制者主張，官員需要時間來進行結構調整並執行新措施，不應該在他們才要進入狀況時撤換。不過，重點在於，應該避免權力集中在少數中央主管機關手裡；並且要鼓勵私人企業，特別是新企業創新。
權力較小、只有短時間能拿出績效的官員，或許會更積極執行改變；或，至少不會為了自身的權威感，而打壓民間的創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