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再工業化的三大挑戰！台灣如何將地緣經濟風險化為「戰略紅利」

在過去十幾年，從歐巴馬的後期到川普的第一任，再到拜登、回到川普的第二任，兩政黨總統經濟政策，幾乎都圍繞在終結美國數十年來因所謂的中國衝擊，所造成製造業的江河日下，並由此緩解貿易逆差局勢。

然衰退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畢竟中國也是數十年光陰和各種手段，才取得現今製造業的領先地位。讓美國製造業恢復昔日執全球牛耳之地位，很難在短時內達成。

面對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台灣可藉製造業優勢和地緣戰略關鍵，運用友岸外包合作機制，將地緣經貿風險化為戰略紅利。

中國製造業產值驚人，對美形成結構性威脅

翻開世界經濟版圖，全球製造業在2023年創造經濟附加價值達16.2兆美元，其中美國為2.9兆美元，而總體經濟規模比美國小36%的中國為4.7兆美元，卻佔全球製造業產值的29%，遠高於美國的僅18%，名目產值超出美國逾60%。

由於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其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約為名目生產毛額的兩倍，所以實際上中國製造業相對於美國的領先程度恐被大幅低估。固然中國有過度投資而造成資源浪費的疑慮， 但也由此可見為何美國甚至西方國家，如此忌憚其工業獨步全球的產能。

分析美國2023年國際經常帳結構，雖服務貿易有超過2,900億美元順差，但商品貿易逆差卻高達約1.2兆美元，且將近八成集中於四大領域：醫藥品、車輛（軌道車輛除外）、電子機械設備，以及機械和工具機。這些產業不僅高附加價值，更是關乎國家經濟安全。尤為令美國憂心的是，中國在上述四大領域中，除醫藥品外的三個類別，均享有全球最大貿易順差，形成結構性威脅。

正是基於此一戰略考量，美國自2017年第一屆川普政府啟動對華關稅措施後，拜登政府為了推動重新工業化，更進一步推出系統性產業政策組合：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2021年）、晶片與科學法案（2022年）、降低通膨法案（2022年），及「重建更好」倡議等。

美國製造業復興的三大挑戰：勞力、資金與法規

若要終結長期的貿易逆差和嚴重的貿易依賴，歸根還要運用產業政策恢復美國製造業的領先地位，實現此目標則需分析所需資源配置。作為全球最大的市場經濟，美國歷史上很少甚至於抗拒政府介入產業扶植。 經濟要能再平衡，美國製造業需增加1.2兆美元產值，使總生產滿足總消費，生產力則需提高40%，且將約3%的就業勞動力（約是500萬位勞工）引導到製造業中。

1. 勞動力供給不足

美國勞動市場的現實顯示製造業復興恐非易事。目前美國製造業總就業人數近1,300萬，但也有50萬個職位待補。

若未來10年每年約有200萬美國人進入勞動市場，光填補退休勞動力的空缺，就需14%的新進勞工進入製造業，另加上淨增500萬名勞工，則需吸引四分之一的新進勞工。

況且配合技術創新投資，自動化、機器人和人工智慧提升資本效率與勞動生產力。不僅勞工規模需擴大，還要更新專業技能。

2. 鉅額資本需求

除勞力市場，另需增加近1.5兆美元製造業相關投資。美國國債規模到2025年8月已逼近37兆美元，財政狀況隨著川普政府針對富人與企業的減稅措施更加大。

由於美國長期以來為國際資本帳凈流入國家， 加上新冠肺炎期間累積的超額儲蓄，到2024年已使用殆盡， 勢得仰賴大量國外直接投資挹注資本。

這也解釋為何川普在與各國談判關稅協定時，一蓋挾帶需到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的條件  。

3. 高昂法遵成本

法規監理日趨嚴格及高昂的法遵（compliance）成本，是美國工業發展的另一大阻力。

根據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the 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美國工業2023年共花費3,500億美元遵守聯邦關於健康安全、環境、稅收和國土安全的法規，平均每名員工高達2.9萬美元。

由於這些法遵成本大多固定，對於人數少於50人的小型企業來說，人年均成本高達5萬美元，而在中國這竟是兩名工人的平均僱用成本。

考慮美國製造業人均附加價值約為22.8萬美元，超過12%被法遵成本所噬；再加上約10萬美元的人均年薪，美國製造業成本之沉重可見一斑。

川普關稅政策造成3個反效果

川普2.0關稅政策目標雖是促進製造業發展，為美國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但關稅至少可能在三個方面適得其反。

首先，川普的關稅措施嚴重損害了美國品牌，反成為國際市場抵制的對象。

再者，關稅提高美國製造的中間品價格，反損及其在第三方市場的競爭力。

最重大的是，這些新增的貿易壁壘，影響貿易夥伴對美國的信任，和與美國合作意願。

現實上，美國的再工業化很難靠一己之力完成，供應鏈的安全勢必需要理念相近的國家間的合作。

拜登政策的成果與台灣的戰略機遇

美國過去幾年的產業政策確實已在投資逐漸發酵，在2024年製造業的民間部門投資成長率是2017-2021年期間平均值的兩倍多。

以當中最受重視的電子產品為例，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4年美國半導體製造業實際投資金額為900億美元，然2021年前的十年，平均每年僅有區區70億美元，這不得不歸功於晶片法案。

因此雖川普抨擊拜登的政策，但前朝這項政策所吸引國內外的設備投資、產量成長、淨進口收縮和就業成長等亮眼數字，確難以完全否定。

美國要力挽數十年製造業衰退狂瀾，並非易事。建立產業聚落、基礎設施完備、及產生規模經濟都需要假以時日創造時勢，再透過創新和消費者慣性強化，絕非一蹴可及。透過友岸外包確保供應鏈，打破對中國貿易的依賴，應是美國較可立竿見影的策略。

台灣於半導體、電子設備、精密機械都具備可靠夥伴的條件，不只是被動的棋子，而能成為主動的棋手，將地緣經濟風險化為戰略紅利。

在全球製造業重新洗牌的變局中，以技術實力為槓桿，在國際更加激烈的變局險中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