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商業爭霸》由美國財政部現任政策分析師與政治學者共同撰寫，回應「美中經濟是否已勢均力敵」的核心問題。作者透過對全球兩千大企業獲利數據的分析，揭示世界經濟的主導權依然掌握在美國及其盟友手中，並指出這才是決定競爭勝敗的真正關鍵。不只《晶片戰爭》作者米勒強力推薦，也有多位國內專家好評推薦，包含汪浩、洪財隆、孫明德、陶儀芬、謝金河、顏擇雅等各界專家重磅推薦。
生產國際化在當今經濟中至關重要，特別是在晶片等複雜產業。《晶片戰爭》作者米勒指出，美國整合日本、台灣等盟友，掌握八成市場，中國則被迫困於落後技術。
當全球最具生產力與地緣戰略價值的經濟資產，高度集中於美國及其盟國企業手中時，美國便能在和平或戰時對中國等競爭對手實施部分或全面經濟封鎖。這項優勢的關鍵在於：當今世界，經濟孤立所付出的代價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經濟孤立向來成本高昂。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二百多年前所闡述，效率的關鍵在於各國專注於自身最擅長的領域，並與具備互補優勢的國家建立貿易夥伴關係。然而，自20世紀末以來，僅依賴國內企業的成本急遽攀升。
我們先前在《全球化生產如何重塑安全秩序》（Producing Security）一書中已闡明，為何融入全球化生產體系對當代國家如此關鍵。該書提出的理論邏輯，實則綜整了全球化研究領域眾多學者的洞見。其核心論述如下：
（1）自20世紀最後數十年起，生產過程變得更加複雜，特別是在那些同時具備軍事武器與經濟競爭力雙重用途的關鍵產業。這些產業的技術開發成本、風險、規模與難度皆大幅攀升—所需零件與組件的數量，以及將所有必要元素整合成最終產品的困難度，亦同步激增。
（2）在複雜生產體系的世界裡，封閉自守的機會成本異常高昂。若一國企業未能將其生產布局全球化，便無法獲取國際化的效益，亦即將生產環節分散至最具優勢的地理位置。此外，能否接入跨國企業網路，更是取得最新技術、原料供應與生產方法的關鍵所在。
（3）在複雜生產體系的世界中，即便是強權國家，若未參與生產全球化，也難以持續在關鍵產業保持領先地位。
2005年《全球化生產如何重塑安全秩序》出版時，學界關於商業企業的這套理論論述，早已在全球化研究文獻中獲得確立。這使得《全球化生產如何重塑安全秩序》只需解決最後一個難題：大型國家是否仍能在不推動國際化的情況下，有效追求國防生產。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防生產這個領域，國家比在其他任何領域都更有強烈動機不去追求開放，且歷史上也最願意付出高昂代價」來避免這麼做。
《全球化生產如何重塑安全秩序》中的分析顯示，到冷戰末期，生產國際化的需求已變得如此迫切，以至於連美國這個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國家，都改變了「長期不依賴國際資源獲取國防生產關鍵要素」的立場，且「國際化帶來的收益，在降低成本，尤其是提升品質方面，都相當可觀」。研究同時指出，「美國國防生產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加上蘇聯「與生產全球化隔絕的狀態，對1980年代蘇聯在關鍵性軍民兩用產業和國防相關技術領域保持與美國競爭的能力，產生了因獨立而帶來的負面影響」。
生產國際化在當今全球經濟運作中已變得更加重要，這使得各國更難以獨力發展，特別是在複雜產業領域。以美國和中國為例：中國在2021至2022年間投入近3,000億美元推動本土先進半導體生產，美國則在2022年通過規模達530億美元的《晶片法案》（CHIPS Act）。然而，儘管投入如此龐大，且美中兩國已是全球遙遙領先的兩大經濟體，若無外國企業參與，要獨立生產高階半導體對它們而言仍不可行—現在不行、短期內不行，未來很可能永遠都無法實現。
美國政府深知這點，因此並未將半導體自給自足設為目標。但透過限制中國取得總部位於美國或其盟國的高科技企業產品，華府正迫使北京正視其自主發展的極限。正如《晶片戰爭》作者克里斯•米勒所言：
美國有能力生產先進晶片，但不是單靠自己，而是透過與日本、荷蘭、韓國、台灣、〔德國〕合作。只有從所有這些國家取得軟體設計、機器工具和材料，才能製造出先進晶片。美國的策略並非將所有生產移回國內，也不是要創造一個自給自足的領域。而是要將中國排除在國際供應鏈之外，但同時維繫所有現有的盟友。而其目標是，我們將集體生產晶片，並銷售給全球80％的經濟體；中國則得嘗試使用較不先進的機器生產晶片，並在國內銷售給全球20％的經濟體。這使得中國處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市場較小、機器工具較差、且起步落後。這是一場中國看來不太可能獲勝的競賽。
鑑於當今生產的複雜性，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在僅僅依賴國內生產的情況下，持續保持在領先產業的尖端地位。需要釐清的是，如果中國在經濟上被美國及其盟友切斷聯繫，或者如果它決定自願孤立，並且願意投入大量資源支持國內生產，那麼它可能會獲致一些成功，亦即一些處於尖端地位，或至少接近這個水準的「國家級標竿」企業。但產業愈複雜，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就愈小。
然而必須謹記，像中國電動車產業這類成功的國家級標竿企業，僅是整體經濟評估中的一部分。同樣重要的是那些未能達標的案例，也就是那些即便獲得政府大量補助，仍始終無法達到國際水準的本土企業。根據我們對當代全球經濟運作機制的理解，加上政府（相較於市場機制）在篩選贏家與輸家時面臨的先天困境，可以預期：中國試圖培育國家級標竿企業的努力，其失敗案例數量將遠超過成功案例，甚至可能呈現懸殊差距。
無論中國在培育國家級標竿企業方面取得多少成功，這樣的努力必然伴隨著巨大的機會成本。中國能夠動用的財政資源與本土科技人才終究有限。因此，任何用於扶植國家級標竿企業的資金與人力，都將不可避免地排擠其他經濟計畫所能獲得的資源。追求國家級標竿企業不僅會造成直接成本，還會產生間接成本：當科技人才與財政資源被轉移來生產原本從國外取得的商品時，中國經濟的其他優勢將隨之削弱。此外，相較於為全球市場生產的企業，國家級標竿企業的生產規模往往較小，這將導致規模經濟效益的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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