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退兩難的中國！武力攻台後的台積電，真能成為戰利品？

正確理解經濟實力對比後會發現：美國的政策選項比預期更寬廣，中國的選擇卻更為有限。中國不幸在現代生產複雜度使得跨國企業參與變得至關重要的時代崛起，更不幸的是這些關鍵企業多數集中在美國及其盟邦。所有先前崛起的強權所面對的全球經濟環境都寬容得多，當時依靠本土企業就能在重點產業取得全球競爭力。兩位作者的研究揭示中國必須適應的嚴峻經濟現實，而這絕非易事。以下我們將概述幾項可能的因應方向。

攻打台灣的經濟風險

即便中國領導層能熬過短期的劇烈衝擊，全面經濟斷絕所造成的長期經濟後果仍將造成深遠傷害—中國的長期成長軌跡將被永久性壓低，關鍵在於中國多數生產活動仰賴外資企業。若中國攻打台灣，這些企業若非自願撤離，就是被迫退出。大規模動盪反而會加速撤離進程：當企業確知競爭對手也在撤出中國市場時，對於放棄市場占有率的顧慮將大幅降低。而一旦將產線移出中國，多數企業若非永久撤離，就是只會有限度回流。

就長期而言，必須認知到台灣是透過武力征服攫取經濟利益的劣質目標。台灣是知識導向的全球化經濟體，高度依賴與國際社會維持生產鏈結。正如我們其中一位作者在前著所強調，這意味台灣的經濟財富已形成「無法透過征服有效掠奪」的特質。

要維持如台積電（台灣經濟皇冠上的明珠）這類知識型企業運作，端賴其員工的獨特專業知識與經驗，而其中多數人員可能在中國入侵時逃離台灣。台積電這類全球企業的運作，同樣仰賴與國際客戶的商業連結。一旦這些生產鏈結遭到切斷，中國將無法提供維持運作所需的所有投入要素。對此，台積電前董事長劉德音曾經指出，中國入侵將使「台積電工廠停擺，因為這類精密製造設施必須與歐美日等外界保持即時連線」。更關鍵的是，若爆發戰爭，台積電晶圓廠的核心設備—用於矽晶圓的極紫外光（EUV）微影機—隨時可被荷蘭製造商艾司摩爾或台積電本身遠端癱瘓。

中國將無法有效掠奪並利用台灣經濟資產的事實，與過往歷史經驗形成鮮明對比。直到近代為止，先進國家的征服者通常能輕易吸收被征服國的產業，藉此擴張領土控制時同步增強經濟實力；但這樣的時代已不復存在。33 

走在兩難之間：要脆弱，還是要衰弱

中國此刻正面臨史上所有崛起強權未曾遭遇的殘酷選擇：在地緣政治上保持脆弱，抑或在經濟上陷入衰弱。一方面，中國有強烈的經濟需求必須維持與美系企業的連結—尤其在複雜產業領域，這些高度集中的美商實力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只要中國持續仰賴這些外資企業，就難以避免美國及其盟邦施展經濟槓桿的弱點。

這兩種選項皆非良策，中國決策層必須權衡各自伴隨的固有代價。與西方企業深度連結雖是中國快速經濟發展並邁向高收入地位的最佳途徑，卻是戰略上的次優解。反之，北京日益傾向採取的「中國堡壘」方針—即逐步削減對西方企業的依賴、培植本土企業—雖具有戰略效益，卻會導致經濟效率低落。

無論中國選擇哪條路徑（維持外企連結或走向堡壘化），其修正主義企圖的實現空間都將受限。中國若非成為經濟活力充沛卻易受西方槓桿制約的強權，就是淪為隔絕於此類威脅卻更加衰弱的國家—此種衰弱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更將蔓延至軍事領域。正如我們其中一位作者既往研究所揭示：現代武器系統極度複雜且高度依賴軍民兩用產業，而這些產業的生產鏈早已全球化。要持續保持軍事技術領先，深度參與國防相關產業的國際化生產已成為必要條件。34中國在先進武器製造領域仍是新手，當它竭力縮小與美國的武器品質差距時（美國憑藉數代軍事科技投資累積起優勢），若決意切斷國防產業的國際化連結，無異於陡增追趕難度。

假使中國在過往任何歷史時期崛起，或全球領先企業並非多數集中於美國及其盟邦，它本可不必承受經濟效率與戰略脆弱性之間的殘酷取捨。但對北京而言不幸的是，此刻它確實深陷此種兩難困境—儘管應對過程艱鉅，卻又無可迴避。

發展中國家遠不足以替代

北京顯然已優先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整合，以降低對美國及其盟邦的依賴。雖然這種策略有其合理性，但必須清醒認知到：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替代美國及其盟友所能提供的經濟價值。

若以國家數量或人口規模衡量，中國確實可能組建一個在規模上可以匹敵甚至超越美國聯盟的發展中國家陣營。但這些國家在商業實力上—尤其是高科技領域—與美系陣營相去甚遠。印度是擁有最多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中國家，但其企業僅占全球高科技利潤的1%。所有發展中國家企業的高科技利潤總和僅占全球9%，略高於日本單獨7%的占比。

就市場規模而言，美國在亞洲的四大關鍵盟友—日本、南韓、澳洲與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總和，相當於拉丁美洲與非洲全部87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僅日本一國的經濟規模，就與整個拉丁美洲相當，更比非洲大陸高出三分之一。

若著眼於自然資源或廉價手機等基礎產品的消費人口，發展中國家確實能為中國提供可觀機遇。但在當今地緣競爭核心領域—市場規模、尖端技術與高端產出方面，發展中國家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完全無法取代美國及其盟邦的經濟地位。

減少重商主義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推動重商主義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力推手。這些政策包括對許多國內產業提供補貼，以提升其全球競爭力、要求在中國經營的外國企業進行大規模技術移轉、在政府採購上偏好國內企業，以及對智慧財產權保護薄弱。雖然這些政策可能會對某項特定技術或產業帶來助益，但廣泛推行這類政策卻伴隨著兩項沈重代價。

首先，這引發了外國企業及其政府的警覺。當然，儘管外國政府與企業長期以來對中國的重商主義政策感到憂慮，但直到近期它們才開始採取行動因應。這種消極作為的趨勢已然改變。外國企業如今正大量撤離中國，部分原因正是這些政策。中國重商主義構成的經濟威脅，可能促使那些企業與中國競爭的美國盟友（如南韓、德國與日本）對中國設置重大貿易壁壘。而外國政府，特別是美國，如今正有選擇性地採取自身的重商主義政策來抵禦中國的進逼。

廣泛推行重商主義的另一項重大限制在於其龐大開支。目前尚無法確知北京當局在產業政策上的實際支出，但金額必然十分可觀：估算顯示，這類支出占其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至少是美國的6倍，甚至可能高達15倍。考量到中國正面臨債務激增的問題，這類支出在基本情境下成效存疑，適度限縮相關開支似乎有其必要。

 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中國若能節制重商主義做法，並將支出調整至更務實、可負擔且地緣政治爭議較小的領域，將是明智之舉。中國應認知到美國在經濟限制措施上具有升級優勢，因此最佳策略是設法確保美國限制其技術管制範圍。雖然北京當然無法掌控華府未來在技術限制方面採取的途徑，但若中國能約束自身重商主義做法，美國大幅擴張技術限制的可能性似乎就會降低。

分化同盟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限制之所以具有巨大威力，關鍵在於其與盟友的協同行動。過去幾年間，隨著歐洲對中國貿易及產業政策的負面情緒升溫，美國在爭取歐洲配合技術管制方面的能力顯著增強。若中國收斂重商主義政策，美國將更難推動歐洲等盟友加碼技術限制；反之則可能強化聯盟團結。然而，對北京而言，理想的情境並不僅是阻止美國與其盟友進一步協調合作，而是能夠分化這個聯盟，讓部分具備技術實力的美國盟友對中國態度轉為中立，甚至偏向中國。

中國若想讓某些具備技術能力的美國盟友更靠近自身，最大的機會似乎就在南韓與台灣。如果中國能夠採取政策行動，促使這兩國中的其中一國或兩國在經濟手段政策上不再全力配合美國，美國對北京的籌碼將會大幅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南韓與台灣數十年來都是中國的重要投資者，然而近年雙方對中國觀感皆已惡化，來自這兩地的投資大幅減少。北京的政策轉變是導致投資縮減的主因，而新政策可能逆轉此趨勢。若北京實施選擇性優惠南韓或台灣企業及產品的政策，或許能為改變外交關係奠定基礎，使華盛頓更難推動經濟孤立中國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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