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萬鈞專欄》川普政府政策不確定性，對國際經濟體系的衝擊與重構

其實在川普崛起之前，快速的全球化造成所得分配不均，生產外移造成勞工失業，加上傳統價值遭遇一連串美名為「 進步、多元」的挑戰，已形成美國內部一股憤怒壓力（其實世界各國也都有類似的狀況）。

社會無助的底層求告無門，積怨的宣洩造就川普2016年奇蹟式的當選。但在他的第二任期開始，用人唯中的哲學之下，看似權力幾不受控制。雖川普已自證其好高談闊論，加上大量使用行政命令左右情勢， 但美國如此大國家的政策，很難瞬間大幅轉向。

擔任世界警察的美國，通過這些國際公共財的提供，獲得了制定規則權和全球經濟領導地位，使美元資產成為國際投資的首選標的，形成了一套提供經濟活動保險、收取風險貼水的機制。參與此體系的國家與企業，能夠降低經濟不確定性的成本，從而能心無旁騖的將更多資源配置於價值創造活動。美國則通過維持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大大享受了國際資本流入所帶來的融資便利和經濟利益（當然這種特權地位也伴隨著相應的責任與副作用）。

美國在維護國際經濟秩序過程中承擔了成本，同時也獲得了相應的經濟利益。通過國際安保機制建立，美國得以在不需頻繁的直接軍事干預下，對參與其安全架構的國家保持政策影響力。這使美國能夠以相對較低的軍事投資維持地緣政治穩定，從而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而該體系的穩定主要源於美國國內跨黨派的共識，這政策一致性更強化了美國在國際承諾方面的可信度。

這種互利模式的成功運作建立在制度化的國際合作基礎之上，其在於平衡分配各方的成本與利益，促使多數參與國遵循既定規則並從中獲益，確保體系的長期可持續性。儘管全球經濟發展仍存在分配不均現象，但整體而言，此體系在消滅貧窮、穩定經濟、促進創新、與經濟成長等方面創造各方多贏的局面。

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拆解美國過去80年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竟是美國親自出手的政治選擇。國際經濟體制面臨重構的主要外部因素包括：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與美國的應對失策、氣候變遷對產業結構的衝擊、以及資訊技術革命帶來的溝通模式變革。

美國國內政治環境 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侵蝕了民眾對傳統政治精英的信任，轉向輕蔑和敵視：911恐怖攻擊事件及其後續軍事行動、2008到10年金融危機、和COVID-19大流行的處理。這些事件累積的效應為非傳統政治勢力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川普政府的政策特徵呈現出明顯的短期導向，優先追求最短期內利益最大化，同時運用政策反覆不定作為談判工具。這種政策模式偏離了傳統的國際經濟治理慣例，反而是有成本效益分析的重新評估的交易型特色，及對在傳統國際體系中多邊合作模式有效性的質疑。

川普政策的核心轉變在於將美國政府角色從國際經濟體系的保險提供者重新定位為直接利益獲取者。在此新模式下，國際經濟參與者面臨雙重的風險來源：既包括傳統的全球市場波動風險，也涵蓋美國作為體系主導者的政策不確定性風險。

具體而言，美國政府開始採取單邊經濟政策包括：對市場准入設置條件性限制、要求軍事採購與能源貿易的強制性配套、對特定經濟活動徵收額外費用、以及將地緣政治立場與商業合作掛鉤等措施。這些政策工具代表著美國國際經濟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轉變。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院長波森（Adam Posen）博士所指出，這國際經濟體系正經歷結構性的重組，標誌著「後美國世界經濟時代」的來臨了。

川普政策的預期效果與實際結果可能存在顯著落差。分析顯示，美國盟友國家將承受政策轉變的主要成本，被迫尋求成本較高的替代性風險管理方案，而作為政策主要目標的中國受到的實質影響相對有限。

雖然短期內美國可能獲得某些直接經濟利益，但從長期戰略角度分析，此類政策可能削弱美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並降低其維持全球經濟穩定的能力。這種政策取向在提升短期收益的同時，可能對美國長期經濟影響力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

作為無風險資產地位的美元，其弱化將導致全球價值儲存工具的多元化，增加了國際資本配置的複雜性。其他主要貨幣的相對吸引力提升，特別是全球第二大地自由經濟體歐元區，隨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國防支出增加，歐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與日俱增。

全球資本開始尋找美國以外的避險和投資資產，而美國淨資本流入的減少，也將一併重塑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架構。同時，政策不確定性的提升加劇了全球經濟波動，使各國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制定面臨更大挑戰。

川普牢牢控制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共和黨又占多數，在接下來至少一年半，過去降低國際經濟風險的種種機制的運作，恐難以順暢。  而相當比例的美國貿易夥伴（兼戰略盟邦），不太可能會默默的接受美國單方面定義的「再平衡」，動搖美國所設立的或是工業標準、商業規範、外交關係、防衛同盟，或是過去與華府分享的重要國安相關決策。

最重要的是，美國生活水準持續提升的基石，乃是靠保證國際局勢的安定，也將會隨之動搖，經濟情勢的改變會進而影響未來選舉的結果。包括台灣在內的多國企業，過去被國際經濟機制覆蓋的風險，可見得未來內，勢必得納入商業決策中內化到營運成本。

在美國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下營運，企業可能已習慣了相對穩定的規則環境。現在必須面對殘酷的新現實，基於規則隨時可能改變的營運假設，培養快速應變能力，尤其更要注意地緣經濟風險對營運的影響。

在台灣保留最關鍵的核心研發和最先進技術為基地，再於不同地緣政治陣營的國家，分散供應鏈風險，在成本收益尚可平衡的前提下，甚至於「狡兔多窟 」擴張到數個小規模的據點。 在過程中還可找尋低估的優質資產，或技術潛力，或整合製造資源，或新市場通路，創新企業價值。

川普心目中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一切幾乎以對其自身政治利益、成為鎂光燈的焦點、和參與各方國際上實力作為決策依歸，其主政將比季辛吉時代外交現實主義更為現實，利益交換更加露骨。傳統的民主人權價值的對外經貿方向，很難在他的主要考量方程式中。美國的經貿夥伴在這方面，需思考如何以實力對應川普需求，摸索與其交易的藝術，離間美國恐並非最適的策略。

作者簡介_邱萬鈞

美國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Boston,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