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體系因政策不確定性日升走向分裂之際，維持貿易永續性為各大經濟體面臨的核心課題。
各國須在經濟成長、社會包容與環境保護間權衡，在供應鏈效率與國家戰略自主間取捨，在短期成長與長期社會凝聚力間利益分配，在控制氣候變遷的承諾與維持經濟發展及國家主權間平衡。
作為高度依賴外貿的台灣，如何在經濟隨貿易規模擴大之下持續成長，確保各階層的公平分配又不至於扼殺新創動力，成為重大的課題。
2020年全球疫情發生後的全球環境巨變，加大這些問題所造成的緊迫性。演變至今世界經濟版塊發展分歧，美國推動再工業化，以及經濟大蕭條百年之後再度走向貿易保護主義，與歐洲工業大國經濟成長面臨瓶頸下，右派民粹主義興起隔大西洋相應。
中國則重擬製造業政策並強調內外雙循環經濟策略，印度在大國競逐中維持多面鑽營討好、從各方矛盾中取利。
政策變化之快，已超過傳統政策工具反應的速度，使各國在重構貿易策略時，需根據制度韌性與永續發展階段定位。
目前永續貿易的挑戰，其一是貿易合法性危機。當貿易成果過度集中、社會安全網不足時，民意轉向保護主義，將挑戰經濟全球化。
市場規則若過度傾斜社會任何一方，利益集中於特定群體，必定引發對貿易政策正當性的質疑，減弱社會對外開放政策的支持。
然現代貿易的合法性，乃是建構在可見且可共享的經濟收益、公平且透明的競爭環境、以及具韌性的社會安全網之上。
因此，當貿易帶來產業結構調整與勞動力重新配置時，各國普遍透過失業補助、再就業訓練與轉業輔導等政策工具，降低勞動市場轉換的成本與可能引發的社會衝擊，以維貿易體制的穩定與公共信任。
再者，關於環境保護、永續發展與企業治理（ESG）等領域的政策與法規國際間日益分化，挑戰貿易的公平性。
例如已開發經濟體，其正由自願性減碳，逐步邁向更具約束力的規範，包括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永續採購標準，及更供應鏈盡職調查；然而，新興市場國家則普遍譏評此類環保措施為綠色保護主義，其目的在於提高外國產品進入門檻而非真正促進減碳。
又例如歐盟與美國近期推動的強制性企業永續揭露制度，包括企業永續資訊揭露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加強版的企業供應鏈透明度規範，要求企業追蹤揭露其全球供應鏈中的環境與人權風險。此雖強化治理品質，卻同時使跨國企業面臨不一致的標準、更為沉重的法遵成本。
其三，地緣政治與國際貿易的深度交纏，已成為全球經濟版圖重塑的關鍵力量。市場效率不再主導貿易策略，而是受到產業政策、國家安全與地緣聯盟的共同牽動，使商業決策化為國家策略。迫使企業在貿易壁壘、環境規範與勞動合規要求間的瞬息萬變中，靈敏地調整營運布局；而政策擬定亦需跳脫既有策略框架，確保分析的前瞻性，回應可能是前所未見、且高升的不確定性。
根據德國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永續貿易指數（Hinrich–IMD Sustainable Trade Index）評比，台灣在 30 個受評經濟體中位居第 10 名，較2024年小幅下滑。比較東亞主要經濟體，日本（第 7 名）、南韓（第 5 名）以及新加坡（第 4 名）均名列台灣之前，只有中國以第 16 名落後於台灣，在面臨愈加激烈的區域競爭壓力，台灣顯尚有進步的空間。
從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大面而言，雖有領先全球的半導體產業與製造優勢作為經濟支柱，然而出口產業以及貿易對手高度集中、中小企業數位與永續發展偏緩，創新系統以及原創性深度仍有待加強，使台灣的經濟韌性與永續競爭力與其科技實力無法匹配。
台灣具備穩固的社會制度基礎，是相對強項，主因在於全民健保與教育機會普及，但社會流動性、勞工保護與人才培育體系上仍有提升空間。
環境支柱表現則在東亞各國居中位，雖優於部分鄰國，但與日本等在減碳與能源轉型方面推進快速的經濟體仍存差距。再生能源使用提升緩慢、工業減碳成本高、循環經濟還需加緊推動，面對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等新興貿易規範時，台灣必須在創新、能源轉型與產業升級上更加積極。
全球貿易體系重組與政策不確定性加速當下，半導體優勢固然提供堅實基礎，但推動產業升級、能源轉型、社會包容與創新生態系統的深化亦為台灣維繫競爭力所需。永續貿易將不僅是環境議題，更是企業治理、國家戰略與經濟韌性的綜合考驗，確保未來成長的韌性與前瞻性。
作者簡介_邱萬鈞
美國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Bosto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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