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壟斷人才利器：規模化的科舉考試

如果我們把科舉比作一台電腦，那麼它的作業系統就是儒家思想。科舉考試只測試一個科目，也就是：對儒家經典的掌握和對「四書」和「五經」的知識。沒有任何其他科目內容，甚至沒有測試中國古代其他偉大的傳統和思想，例如道家和法家。

為什麼儒家思想主宰了課程呢？這個謎題越來越深不可測，因為這個儒家運作系統的關鍵締造者本身反而不是儒家。在三大採用規模化策略的主宰者中，隋文帝是法家，武則天是佛教徒，有一些推測認為朱元璋信奉伊斯蘭教，但是此說未經證實。科舉在明朝達到頂峰，但至少有5位明朝皇帝是佛教徒。派遣鄭和下西洋6次的永樂帝是一位道家，具有異質性的唐朝將儒家典籍提升為科舉考試的主要科目。中國的帝制統治者在私下經常偏愛其他的信仰，但在公開場合他們一律堅守儒家的信條和信仰。

在科舉課程之外，儒家並不絕對反對其他思想。眾所周知，他們不時會援引法家的信條。張居正是明朝的儒家大師，他將著名的法家治國之道，例如商鞅和韓非，納入他的教學中。雖然儒家思想是一種崇尚服從和階級制度的專制統治者意識形態，但法家也很難說是「弱者的武器」。法家也擁護服從思想的主張，但它不是透過思想加以灌輸，而是藉由施加懲罰來達成。中國的帝制專制統治和運作是在儒學和法家的融合上進行，而不是只以儒學為基礎。

那麼，為什麼科舉考試只體現儒家教義呢？我認為儒學之所以比其他意識形態更受青睞，是因為它具有一種技術性：儒學很難掌握。在考試中測試的儒家文本內容扎實且極度困難。科舉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純粹靠記憶，而儒家思想則有許多內容是要靠記憶的。正如學術水準測驗考試（SAT）考的詞彙是出了名的晦澀難懂一樣，儒家思想提供了一種內容扎實且詞彙豐富的意識形態。它構成了一種很好的篩選機制。相比之下，法家在語言上很精簡，且語意結構上直截了當。它是由一系列的口諭組成，而不是冗長的論文和教條主義的闡釋。法家主張的是一種「負面表列」原則，規定了你不能做的事情。法家的課程類似於「十誡」的背誦綱要，但如果作為一門課程，其標準就定得太低了，太容易及格、門檻太低了。

儒家的標準到底有多高呢？儒家思想除了提供豐富的教化、勸導和培養的意識形態外，它還提供豐富的詞彙，換句話說，非常適合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聯繫在一起，儒學是非常囉嗦的學問。根據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說法，《四書》和《五經》中大約包括了40萬字和短語。那其他意識形態有多少詞彙量？儒家思想常有許多段落。在漢代以前和漢代期間創造的文本中，儒家文本包含11,184段；法家有1,783段；道家有1,161段；墨家有915個段落。就文本的豐富性和多產而言，其他意識形態都與儒家思想相去甚遠，因此也就不適合進行標準化測試。是不是有這種可能性：之所以中國是被儒家思想所統治，是因為一個技術原因，就是儒家思想更適合考試？

很多人批評科舉對創造力的破壞性，但科舉同時提高了中國人的識字率。這兩種影響是相輔相成的。你要規模化，你就必須標準化，但標準化並非要實現全面的同質性，這也是事實。它在目標方面實現了同質性，而在其他方面則造成了異質性。科舉在一個層面上擴大了範圍，有比此前更多的平民參與其中，但在精通儒家文本及堅持儒家思想這個層面，它大大地減少了異質性。這個結果是歷代統治者最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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