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圍繞委內瑞拉的國際爭議，再次引發一種看似務實、實則高度風險的論調：只要對象被認定為「威脅」或「惡政權」，那麼跨越法律邊界的行動，即使引發爭議，也可以被理解，甚至被合理化。這樣的思維，對台灣而言尤其值得高度警惕。
問題的關鍵從來不只是這次美國的軍事行動本身是否成功，而在於制度後果是否可控。即使短期內達成戰術目標，接下來的政治秩序如何建立？民意如何回應？合法性如何累積？這些問題若缺乏清楚答案，所謂的「成功」往往只是暫時的。
當國際法變成可有可無 崩解的不會是特定政權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類行動是否會被視為一種可複製的「常例」。一旦國際社會默許強權在道德名義下繞過法律與程序，國際規範本身就會被逐步侵蝕。世界也可能因此倒退回以力量決定一切的強權政治邏輯，而非以規則維繫秩序的現代國際體系。
歷史早已給出清楚警訊。當國際法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工具，而非必須遵守的底線時，崩解的從來不是某個特定政權，而是整個國際秩序。最先付出代價的，往往是缺乏力量、卻高度依賴規則生存的中小型國家。
正因如此，把複雜的國際行動簡化為「正義對邪惡」的二元比較，並不是負責任的制度思考。
當規則被全面相對化 最先失去保障的會是誰？
這一點，對台灣尤其關鍵。台灣並非沒有主權，而是長期在一個主權遭否認、卻仍必須自我防衛的國際結構中生存。民主治理、法治體系與人民授權，是台灣最重要的內部基礎；而國際法與規則秩序，則是台灣在外部世界中最重要的安全支柱。
因此，台灣之所以堅持民主自由、民族自決、法治，以及對國際公法與他國—尤其是弱國—主權的尊重，並非祇有價值宣示，而是冷靜的生存選擇。
同樣地，無論在台灣或海外，反對威權擴張、支持台灣自由自主，之所以能夠獲得長期且穩定的道德支持，正是因為這些立場植基於制度原則，而非短期算計。
在動盪的國際環境中，彈性與務實固然重要，但對台灣而言，更重要的是守住紅線。因為一旦規則被全面相對化，最先失去保障的，永遠不會是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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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_湯先鈍 Simon H. Tang
Californian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與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兼任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PhD of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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