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最高法院（SCOTUS）於 2026 年 2 月 20 日裁定總統動用 IEEPA 加徵關稅違憲後，台灣對美經貿關係已進入「後關稅威脅時代」。然而，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當川普手中的「關稅大刀」因法源受限而變鈍，他極大機率會轉向利用「軍事安全承諾」作為籌碼，要求台灣在經貿談判上做出更大讓步，甚至直接將台積電的投資與台海安全掛鉤。
台灣執政黨不應對此感到絕望，更無須陷入「被遺棄感」。事實上，美國的權力結構正迎來另一波關鍵的自我修正期，而歷史事實將是我們最堅強的談判後盾。
一、期中選舉的鐵律：跛腳總統的倒數計時
台灣執政黨最需要的勇氣，來自於對美國民主規律的深刻理解。從 1923 年以來的美國政治史告訴我們一項驚人的事實：現任總統所屬政黨，幾乎無一例外地會在期中選舉失去國會席次或失去多數黨地位。
這項規律意味著：川普目前的「全面執政」與「強勢行政權」並非永恆。
• 權力倒數： 隨著期中選舉的逼近，國會議員為了選票，會越來越傾向於聽取在地企業（如受到關稅衝擊的美商）的聲音，而非盲從白宮。
• 談判韌性： 台灣應意識到，川普目前的壓力測試具有「時效性」。我們不需要在壓力最高點交出核心利益（如台積電的核心技術或不合理的國防預算佔比），因為美國國會的權力天平極可能在不久後再次發生位移。
二、拆解「軍事報復」的假議題：國安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當川普威脅「不交保護費就不保衛台灣」時，這更多是一種商人的談判術語，而非戰略現實。
1. 第一島鏈的法律義務： 美國防衛台灣是基於《台灣關係法》（TRA）與其全球霸權利益。如果台灣失守，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信用將徹底崩潰。這不是總統個人的「私惠」，而是美國法治與軍事體系的集體共識。
2. 國會的制衡權： 誠如 2026 年 SCOTUS 的判決廢了總統的關稅武功，美國國會同樣擁有《戰爭權力法》與國防預算的最終審核權。總統若想隨意調動或撤離駐印太美軍，必須面臨國會強大的監督與法律掣肘。
三、合約重議：從「單方承諾」轉向「對等互惠」
既然關稅大刀已鈍（122 條款僅有 150 天限期且稅率受限），台灣應大膽提出**「台積電投資與經貿條件的重新談判」：
• 拒絕屈辱條件： 過去在 IEEPA 無限關稅陰影下簽署的非商業性協議，如強迫移轉最尖端製程，台灣應以「法律環境變遷」為由要求校正。
• 以制度對抗個性： 既然美國法律已證實行政權不能凌駕國會與憲法，台灣應要求將對台的「安全保證」與「貿易豁免」提升至法制化層級（如經由國會批准的正式協議），而非僅僅依賴與白宮的高層默契。
四、給執政黨的諍言：勇敢面對現實，善用制度裂縫
面對川普的報復性言論，執政黨不應卑躬屈膝，也不應在國內政爭中閃躲。
我們應該明確告訴美方：台灣支持美國的繁榮，但拒絕基於違憲邏輯的勒索。
台灣不應是待宰的羔羊，而應是聰明的參與者。利用 2026 年 SCOTUS 的判決餘溫，結合即將到來的期中選舉權力重組，台灣完全有機會要求重啟對等談判，保護我們的半導體矽盾不被非商業因素拆解。
拆解 301 條款：順差不是「不法行為」
台灣社會長期恐懼 1500 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但在美國法律下，「貿易順差」本身並不構成 301 條款中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301 條款的前提是侵權或歧視性政策，而台灣的順差源於 AI 產業鏈的剛性互補。如果川普執意課稅，將面臨美商大規模的法律挑戰，因為「你找不到台灣的不法行為，就不能濫用 301 條款」。
美國的權力圍欄已經立起，總統的槓桿正在縮水。台灣執政黨應挺起脊梁，看清歷史規律，在法律與制度的博弈中拿回台灣應有的尊嚴與主動權。這不是對抗美國，而是回歸美台關係最健康的基礎——法治與戰略互惠。
作者簡介_湯先鈍 Simon H. Tang
Californian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與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兼任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PhD of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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