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爆發的伊朗戰爭，再次提醒我們一個殘酷但必要的區分：戰爭可以被理解，但未必正當。
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世界中，強權基於安全焦慮、戰略競爭，甚至預防性思維而動武，並不罕見。但若我們用經典的「正義戰爭論」來檢視，問題就完全不同了。這套理論最早由Augustine of Hippo提出，並由Thomas Aquinas系統化，核心問題只有一個：這場戰爭「應不應該」發生？
沒有「正在發生的攻擊」，正當性就動搖
正義戰爭論最基本的門檻是「正當理由」（just cause）。換言之，動武必須是為了回應已經發生或迫在眉睫的攻擊。
但在2月28日的案例中，目前公開資訊顯示：
- 並沒有證據顯示伊朗當時正在發動攻擊
- 軍事行動是由美方與盟友先行發動
- 伊朗的反擊是在之後才出現
這使得整場戰爭更接近「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自衛。
問題在於，「未來可能的威脅」與「當下迫在眉睫的攻擊」是兩回事。前者在戰略上可以理解，但在道德上極難成立。
當外交仍在進行，戰爭就難稱最後手段
更關鍵的一點是：當時外交談判仍在進行中，特別是圍繞伊朗核問題。
這直接衝擊另一個核心標準：「最後手段」（last resort）。
正義戰爭論要求，只有在所有非暴力手段都失敗之後，才可以動武。否則，戰爭就不是被迫，而是選擇。
換句話說，在談判尚未破局的情況下發動攻擊，很難說是「不得不打」，更像是「選擇現在打」。
規模與目標，也暴露了真正意圖
初期攻擊的規模與目標（包括關鍵基礎設施與領導層）也引發另一個問題：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如果戰爭的目的只是阻止一個具體威脅，那麼手段應該是有限且精準的；但若攻擊範圍擴大，甚至涉及經濟命脈與政權結構，就會讓人質疑其真正目的是否已經超越「防禦」，而轉向戰略重塑甚至政權壓制。
這正是Augustine of Hippo最擔心的情況：戰爭從「維護和平」滑向「追求權力」。
中國可能學到的「危險教訓」
這場戰爭對台灣真正的風險，不在中東，而在東亞。
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至少提供三個可能的「學習效果」：
1.預防性戰爭的正當性門檻被實質降低
如果強權可以在「威脅尚未發生」的情況下動武，並以「潛在風險」作為理由，那麼北京完全可以用類似邏輯主張：
- 台灣的政治走向構成「未來威脅」
- 因此有必要提前採取行動
2.國際社會的反應是可以被測試與分化的
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未遭到強而有力且一致的反制，北京會合理推論：
- 國際制裁與譴責是「可承受的成本」
- 時間拖延後，局勢會逐漸正常化
3.灰色地帶與軍事行動的界線可以被模糊化
從封鎖、經濟壓迫到有限軍事打擊，這些手段之間的界線正在被侵蝕。
這與北京在台海已經採取的「灰色地帶壓迫」高度一致，甚至可能進一步升級。
現實主義告訴我們「為什麼」，正義戰爭論問「應不應該」
從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這場戰爭其實並不難理解：
- 國家在不確定中傾向最壞情境思考
- 強權有動機在威脅成形前先行動手
- 軍事行動被用來重建威懾與主導地位
但這些「可以理解的行為」，並不等於「可以正當化的行為」。對台灣而言，這個案例的核心教訓非常現實：當強權開始接受「預防性戰爭」作為常態，小國的安全環境會急遽惡化。
因為此時：
- 「什麼是威脅」由強權定義
- 「什麼時候可以動武」由強權決定
而小國，往往沒有參與定義的權力。
結論
綜合來看，2026年2月28日的伊朗戰爭，在正義戰爭論的關鍵標準上—特別是「正當理由」與「最後手段」都難以成立。
更重要的是，它可能無意中為其他強權提供了一個危險的先例。這不只是一場可以被現實主義解釋、卻難以被道德正當化的戰爭；它也可能成為下一場衝突的「教科書」。
作者簡介_湯先鈍 Simon H. Tang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國際關係學者，政治學博士。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碩士（MBA）、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政治學碩士，克萊蒙研究大學國際研究碩士與政治學博士。
教授與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權力政治與東亞安全，聚焦美中競爭與台海戰略風險，並以現實主義視角分析國際局勢，長期批判過度樂觀的戰略敘事與簡化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