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與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看似研究不同問題,實際上卻共同回答了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個戰略課題:中美競爭的勝負,究竟將由什麼決定?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強森(Simon Johnson)與羅賓森(James Robinson),表彰他們對制度與繁榮關係的研究。
2025年則頒給莫基爾(Joel Mokyr)、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豪威特(Peter Howitt),表彰他們對創新、技術變遷與長期經濟成長的研究。
如果將兩年的研究成果連接起來,我們看到的是一條完整的因果鏈:制度創造創新,創新創造財富,財富轉化為國力。而這條因果鏈,也正是理解中美競爭最重要的分析框架。
21世紀霸權競爭的新邏輯
過去的大國競爭,主要圍繞土地、人口與軍事力量。19世紀的大英帝國控制海洋。20世紀的美國建立全球軍事同盟體系。然而進入21世紀後,國家實力的來源正逐漸發生變化。
今天各國爭奪的,不再只是石油或領土,而是晶片、人工智慧、量子運算、生物科技與先進製造能力。換言之,真正的戰場已從傳統軍事領域轉向創新體系本身。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本質上已成為兩種創新模式之間的競爭。
為何有些國家更容易創新?
2024年得獎者指出,國家的長期繁榮並非偶然,而是制度選擇的結果。當社會能夠保障財產權、鼓勵競爭、限制權力濫用並提供相對公平的機會時,個人便更願意投資、創業與創新。
反之,如果政治與經濟資源被少數權力集團壟斷,即使短期能夠動員資源,也往往難以維持長期活力。
這套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它把國家競爭的焦點從「資源擁有多少」轉向「制度如何運作」。
而這也正是中美競爭最深層的問題。
創新來自創造性破壞
2025年得獎者則進一步指出,長期經濟成長的核心並不是資本累積,而是創新。
更重要的是,創新往往伴隨「創造性破壞」。
新的技術出現,舊的技術被淘汰。新的企業崛起,舊的企業衰落。新的產業形成,舊的產業消失。因此,真正成功的社會並不是避免破壞,而是不斷容許新的力量挑戰既有秩序。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的科技領導國往往同時具有高度競爭與高度流動性。
美國的優勢與隱憂
從創新體系角度來看,美國至今仍然擁有許多難以取代的優勢。包括全球頂尖大學、最成熟的風險投資市場、最具吸引力的人才環境、以及全球最強大的科技企業生態系。
從網際網路到智慧型手機,再到人工智慧革命,美國始終是全球最重要的創新中心。
然而,美國也面臨新的挑戰。如政治極化日益加劇、基礎建設與教育投資相對不足、產業政策在市場自由與國家干預之間反覆擺盪。這些問題都可能削弱其長期競爭力。
中國的優勢與困境
中國則展現出另一種模式。憑藉強大的國家能力與政策動員,中國在高鐵、電動車、綠能與部分人工智慧領域取得驚人成就。
從許多指標來看,中國已不再只是技術追隨者,而是部分領域的重要競爭者。然而,創新經濟也帶來一個根本性的政治難題。
創新需要試錯、需要不同意見、需要挑戰既有權威、需要允許失敗,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往往更重視穩定、控制與一致性。
因此,中國未來最大的挑戰可能並非資金、人才或市場規模,而是如何在政治控制與創新活力之間取得平衡。
霸權競爭的真正決勝點
許多人認為,中美競爭將由軍費、航母數量或GDP總量決定。然而,兩屆諾貝爾獎得主共同傳達的訊息卻是:國力的根源在於創新,而創新的根源在於制度。
軍事力量固然重要,但軍事優勢本身來自科技優勢。科技優勢則來自能否持續產生新知識、新技術與新產業。
從工業革命到資訊革命,歷史反覆證明,真正主導國際秩序的國家,往往不是擁有最多資源的國家,而是最能夠持續創新的國家。
因此,中美競爭最終的勝負,或許不會決定於關稅談判、貿易戰甚至單一軍事衝突。
真正的決勝點在於:哪一個體制更能持續孕育創新,並將創新轉化為經濟與戰略優勢。如果說二十世紀的霸權競爭比的是工業能力,那麼二十一世紀的霸權競爭,比的則是創新能力。而這正是2024與2025兩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揭示的歷史命題。
作者簡介_湯先鈍 Simon H. Tang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國際關係學者,政治學博士。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碩士(MBA)、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政治學碩士,克萊蒙研究大學國際研究碩士與政治學博士。
教授與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權力政治與東亞安全,聚焦美中競爭與台海戰略風險,並以現實主義視角分析國際局勢,長期批判過度樂觀的戰略敘事與簡化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