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跨四位美國總統、主掌聯邦儲備理事會(聯準會,Fed)長達十八年的前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2026年6月以百歲高齡辭世。這位「葛老」以及其前任的伏克爾(Paul Volcker),其最大的遺產就是美國中央銀行獨立性:即使是位高權重的美國總統,也不能左右貨幣政策方向。而美國中央銀行體系決策獨立性所建立的公信力,正是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制度基石。
川普於2025年重返白宮後,面對聯準會降息始終未能符合其期待,較其第一任期更加毫不掩飾地展現對貨幣政策的干預,從指控聯準會理事庫克(Lisa Cook)涉及房貸申報問題並試圖將其撤職,到授意司法部調查聯準會主席鮑爾。言論常甚與其他前總統大相逕庭,被人詬病自失總統格調及高度。
然而法院恢復庫克職務,對鮑爾的調查亦未發現任何不當行為,白宮一連串動作均未獲實質進展。這些事件除了再度凸顯聯準會制度設計對政治干預的防火牆,也讓部分共和黨人士反彈。行政權試圖侵犯中央銀行獨立性,最終落得一敗塗地,反導致川普威信盡失。
當2026年1月華許(Kevin Warsh)獲提名出任聯準會主席時,市場普遍遵循合理的政治推論:既然「不上道」的鮑爾面對白宮多年來壓力始終不屈,那麼新任主席必是能曲承總統「上」意、配合加速降息。
華許首場FOMC表態:聯準會不是白宮附庸
然而2026年6月華許的首次登場主持利率會議,市場發現聯準會無論何人當家,在貨幣政策中立性上的堅持都是鐵板一塊。對於只要換掉聯準會主席,利率自然就會下降的想像,不只高估了主席個人的權力,恐也低估了聯準會制度設計的精巧。
不同於過去聯準會主席長期由經濟學家擔任(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柏南奇Ben Bernanke 卸任主席後,甚至以他的學術成就得到了諾貝爾經濟獎),川普所任命的鮑爾(2018年首任)、華許,兩人都是律師出身,也是官場上的老將,對於其職權法規乃至於法律上自身保護, 都瞭若指掌,衝動出招的川普自然不是對手。這也讓近年來因政策不確定性而飽受驚嚇的國際金融市場,看到一絲「久旱逢甘霖」的穩定感。
客觀條件而言,美國勞動市場成長與通膨趨勢並未提供快速降息的;另一方面,聯準會的決策機制本質上是建立於委員會共識,而非主席說了算的個人決策模式。華許上任後的表現,沒有隨政治風向,成為市場原先想像中的「降息總司令」,反而展現出對物價穩定的高度重視,堅持聯準會所訂定2%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與貨幣政策目標可信度。
CPI、PCE雙雙創下4年新高,PPI年增衝破6%
美國通膨的最新數據,恐讓降息距離更遙遠。2026年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升至4.2%,聯準會最重視決策指標的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PCE)年增率亦攀升至4.1%,核心PCE更達3.4%,雙雙創下近四年新高。而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更一舉衝破6% ,讓高通貨膨脹極有可能重新再起。
近期中東地緣衝突推升能源價格,使這波物價上漲不再只是需求面過熱所致,而演變為生產成本上升的成本推動型通膨(cost-push inflation)。面對油價與運輸成本帶來的第二輪效應,即使聯準會祭出高利率政策,恐怕也難以期待通膨能夠迅速繳械投降。在此背景下,若聯準會貿然降息,無異於在尚未完全撲滅的通膨火勢上潑上汽油。
另一方面,川普經常引以為傲的就業市場,也成為遲遲無法實現降息期待的「甜蜜負擔」。2026年前兩季,美國平均每月新增非農就業人數接近18萬人,不僅高於多數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成員所認定維持穩定的「零成長平衡線」,也顯示勞動市場距離需要貨幣政策救援仍有相當距離。
若進一步拆解產業結構便會發現,就業成長主要集中於醫療照護、餐飲觀光等服務業,以及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建築業,其中不少屬於薪資成長有限、職涯發展空間相對受限的工作類型。與此同時,美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持續降溫,高學歷青年族群面臨的求職困難與整體失業率所反映的景況,顯然存在落差。
利率決策由12位成員共同表決,Fed主席並無特權
就聯準會的治理架構而言,主席固然擁有議程設定權,負責主持會議、對外召開記者會扮演政策主要發言人,但在利率決策上,其手中只有一票,並不存在主席特權,與其他理事及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總裁並無二致。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利率決策,係由12位具有投票權的成員共同表決,另外6位尚未輪值投票的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總裁亦可列席發言討論。
鮑爾主持的最後一次FOMC會議,甚至出現支持升息、維持利率與降息三派鼎立的局面,形成8比4的高度分裂投票結果,為1992年以來所僅見。短短兩個月後,通膨數據再度升溫,使得原先的鴿派迅速退潮,甚至重新開始討論升息的可能性。由此看來,聯準會並不是一言堂,而是偶爾意見跟國會一樣分歧的經濟學家董事會。
政策的延續性與可預測性,本來就是民主制度維繫公信力的重要基礎。行政部門尚且不能因政黨輪替而朝令夕改,肩負維護貨幣價值與金融穩定使命的中央銀行,更不可能因主政者更換,就改變貨幣政策方向。正因如此,聯準會刻意設計較長的理事任期、分散的投票機制,以及相對獨立的組織架構,正是希望貨幣政策能夠盡可能超越選舉週期與政治風向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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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刻意設計較長的理事任期、分散的投票機制,以及相對獨立的組織架構,就是希望貨幣政策能夠盡可能避免干擾。
過去十幾年來,這套制度安排經常成為陰謀論人物口中所謂「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批評對象,彷彿只要更換主席人選,聯準會便能立即配合政治需求調整利率方向。然而,貨幣政策不是總統辦公桌上的行政命令,一旦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蕩然無存,聯準會淪為政治工具,其最重要也最難建立的政策公信力(policy credibility)便可能隨之蕩然無存。
當中央銀行維持物價穩定的能力收到懷疑,通貨膨脹預期必然失控;當市場不再相信貨幣購買力的穩定性,即便降息也未能有效刺激投資與消費。
中央銀行最有力的政策工具不是利率本身,而是市場相信其願意在物價穩定、充分就業與金融穩定之間尋求平衡的專業判斷,在必要時做出不受歡迎、卻有利於長期經濟穩定決策的信任。聯準會近期的政策選擇,不僅鞏固市場對其獨立性的信心,也再次穩定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與美元資產作為國際金融體系核心的地位。
忽略甚至於蔑視政策互相牽制的複雜度與嚴謹性,是篤信民粹的政客及選民所難以理解的。中央銀行政策獨立性,也正是從以鐵腕升息馴服通膨的伏克爾、大穩定時代的葛林斯潘,到歷經金融海嘯的柏南奇、葉倫(Janet Yellen)、鮑爾(Jerome Powell)及華許(Kevin Warsh),歷任主席始終守護的制度遺產。
作者簡介_邱萬鈞
美國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Boston,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