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月一日大遊行前夕，一項專業倫理的問題，意外躍上台面。遊行前幾天，香港記者協會、攝影記者協會、亞洲出版業協會聯合發出呼籲：呼籲本地新聞工作者參加遊行。
另外在上個星期，《明報》向員工發出有關編採人員不得遊行的諮詢文件。為什麼早不發晚不發？偏偏趕上敏感時機。總編輯說法是，這份諮詢文件的重點其實不在遊行，而在記者處理自身的投資買賣與工作得到的消息有無利益輸送。至於日期湊在一起，純屬巧合，主要是該報前一陣見到《紐約時報》爆發醜聞，員工要求討論操作守則。
《明報》便從《紐約時報》翻譯了一堆規範，列出十四項「避免利益衝突守則」，其中包括：「職員不可參與支持公共事務運動的遊行，不得簽名支持公共運動，在公共事件上展示立場，足可以令大眾懷疑記者或者中立報導的能力。」也包括：「記者、編輯在工作期間，……不得展示任何政治參與的標誌。」總編輯張健波解釋道，其中文字都是從英文直譯過來，「而且，拿出來討論是好事，多些討論有什麼關係？」
新聞點上，自然議論紛紛。譬如：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認為諮詢文件的字眼太嚴厲，剝奪了員工的政治參與權。反對人士也包括前記協主席現在是立法議員的劉慧卿，她激動地說：「記者只是採訪新聞，而不是賣身報社。報館無理由干預記者在工作以外的活動。」
政治化議題風風火火，專業倫理的討論意外地搭上便車， media 本身變成message，引發大家關注。 值得深究的重點在於：記者一旦表明立場，寫出的報導可不可能公正、對閱聽大眾的影響是怎麼樣？另外，新聞工作者除了職業的身分，如何還保有公民的身分等等？
我們台灣的神話是另一種，幾乎每一家媒體都奢望涵蓋最大公約數，聲稱自己的版面（或者電視的節目內容）平衡而客觀。
尤其我們的大選愈來愈近。明明有立場，也需要標榜著不偏不倚。然而媒體是複雜的結構，其中資金來源、老闆背景，以及主事者一己的藍綠偏好，都讓媒體不可能真正地置身選情之外。即使新聞上盡量地據實報導，但評論（包括社論、報上刊登的名家政論)， 以及電視 Call-in 節目邀請的來賓，凡牽涉到主觀的揀選過程，多少會露出媒體既定的色彩。
與其隱諱不明（其實是靠著神祕的默契，與閱聽人心照不宣），一面以為貌似公正，就可以把大眾蒙在鼓裡；一面沿襲戒嚴時代的曲筆，意在言外地作文章。當今的時代，倒不如打開天窗說亮話。報導本著專業倫理，求其符合事實；至於社論等等牽涉到價值取向，甚至是一種無關對錯的選項。
因此就專業倫理，在選戰熾烈的時候，媒體到底該不該公開標明：支持某一政黨或某位候選人的立場，藉著言論把支持的理由讓人周知。是不是唯其公開表態，才可以將選舉導向更多邏輯性實證性的政策辯論，而不是嘰嘰咕咕的小道耳語？
總之，公正客觀是個神話。至於媒體這項專業，與公眾的無形契約當中，「透明度」才是迎向未來的關鍵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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