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團隊近兩個月內幾乎更換了所有的財經部會首長，當然還加上一位交通部長。更換後至今，因為屬立法院休會期，這些部會首長們規畫及制定的政策尚未接受立法部門的檢驗。
舉兩個與金融有關的例子來談。台灣一般民眾使用支票的頻率不高，不像歐美，十幾歲即已開有支票戶，他們的日常生活支出，包括繳交學費、水電費及上超市購物，皆常用支票付帳。正因為使用頻繁，偶有支票遺失或止付情事，亦屬稀鬆平常，僅需通知銀行或繳交手續費即可。但在台灣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在台灣的交易行為中，要掛失止付一張支票可不是那麼容易。即使開票人及受票人雙方同意，向付款銀行辦理掛失止付後，都還須再向法院聲請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等待整整六個月之後，受票人才能向開票人主張支付票款。這樣一個沒有彈性的僵化程序，不方便之餘，其實更可能製造許多個人及企業資金周轉的問題。
例如，甲公司向乙公司進貨，並支付新台幣三百萬元貨款支票一張。但乙公司收到支票後若不慎遺失，則麻煩就大了。因為乙公司須向甲公司原開票銀行申請登記遺失，再送法院等待六個月，六個月後確定遺失時，乙公司才能領到這筆三百萬元的貨款。而六個月之間都領不到錢的乙公司，即使因此周轉不靈，是否也只能自認倒楣？
台灣較普遍地使用支票，也只不過是這十幾年來的事。只是像上述的這種現象，可能從十幾年前至今，未曾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有所改變。在歐美社會十分鐘，一個電話，一個傳真或網路就能解決的問題，在台灣卻需要費時六個月，個人及企業權益的受損，在政府種種「偉大」的政策中，相對地也變得微不足道。
另一個例子亦凸顯小老百姓的弱勢。去捷運站買悠遊卡，若碰到機器故障，吃掉了你的千元大鈔，你也是只好自認倒楣的了。因為即使你有現場「目擊證人」，這個證人甚至是捷運站的工作人員，還願意陪著你走到服務台去申訴；抱歉，你仍必須填一張密密麻麻的申訴單，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辦公室、家裡、手機電話號碼缺一不可，才能申請看看你的一千元是否有被銀行退回的一天。問捷運站的服務處為何須填具這麼多的資料才能申訴，何況錯在機器，或說是擺設機器的銀行，又不在買悠遊卡的小老百姓，但一句「這是銀行的規定」，只能讓人氣結。
當藍綠為了兩岸、統獨等大議題廝殺不休時，什麼時候可以為一些與民眾生活、工作更直接相關的小議題來合作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