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違建林立，既是經濟社會的，也是文化的。早年的違建林立，容或有「貧無立錐之地」的經濟社會背景，基本上仍是人民守法的問題。由於守法觀念薄弱，不論違建或交通違規，社會上普遍以投機取巧、鑽法律漏洞者為有辦法，守法或老實人吃虧；且一旦違規犯法行為遭舉發，還常以「別人都可以，為什麼只抓我？」自辯而不服氣。其間，雖有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問題，本質上仍是當事人欠缺守法的心態作祟：不問興蓋違建是否合法，眼中只見得自己的利益。尤有甚者，官方或因行政怠惰，或為關說文化的共犯結構，讓違建就地合法，更助長了投機取巧的心態，導致違建泛濫。
住居方面的「天堂與地域」現象，凸顯了「我的」最重要、「他們的」不足惜的集體心態。這種國民性也表現在生活其他層面，即揩公家或集體的油，全民健保是顯例。台灣全民健保為舉世所稱道，但也不能免於這種心態所導致的明顯濫用與浪費。就醫多是其一，有些人逛醫院如逛菜市場，造成醫院門庭若市。有人拿藥多，多到家裡足可開小藥店，甚至帶去中國「探親」，估計一年被丟棄的藥品至少193公噸或5億顆。也有人檢驗、檢查多，造成重複檢驗檢查或高階設備用於感冒等輕症。還有人常A健保，「輕症急診」最明顯；舉凡沒時間看門診的、皮膚癢了好幾天的、拉肚子2次的輕症病人……都擠到急診室。更有人濫叫救護車，把救護車當免費又快速趕往醫院的計程車。揩公家的油也見諸海外僑民：有人在暑期或10月間返國，利用健保診治在國外昂貴或等待期較長的牙科、開刀等病症。台灣的健保卡在國外很受歡迎，常以濫用醫療資源為代價。
救護車可當計程車，有人登山發生頭暈現象，就不惜呼叫救難用的黑鷹直升機，內政部因此打算全力推動濫用者付費：若只因一時疼痛、抽筋、腳酸求援，救難人員接觸、評估或到醫院後發現非危急個案，打算收取懲罰性費用，取代以往的開罰。官方資訊顯示，黑鷹直升機每小時的耗費至少20萬元。
身處公共場合與他人互動，不少台灣人也有同樣的問題。就讀台大的美國學生柏大恩（Don Baron）1963年5月以筆名「狄仁華」在《中央日報》副刊投書〈人情味與公德心〉，舉出排隊不守秩序、在禁止抽菸場所抽菸、考試作弊、隨便借用公車月票、學生不遵守學校住宿公約等實例，指台灣社會很有人情味，但欠缺公德心，自私、善嫉、冷漠、腐化，文章引起普遍共鳴。
不過，柏大恩的文章發表半個多世紀之後，公德心至今顯然仍是台灣社會相當匱乏的要素。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2019年的調查顯示，有超過7成受訪者認為，台灣人在公德心的表現「說得多，做得少」；6成6受訪者認為，多數人都抱持著「如果不被罰不被抓，就不必守法」的態度；看見他人違反公共利益時，只有9％的人有勇氣出面勸阻。至於台灣人最需要改進的公德心是「愛護環境」、「尊重他人」、「守法習慣」和「誠實守信」。同時，7成6受訪者認為，社會缺乏公德心的主因是「家庭教育功能不彰」。
人是社會的動物，生存、生活與他人相互依賴，離群索居或當魯賓森都是特例。每個人在貢獻社會的同時，也依靠他人才能解決衣食住行等問題。個人在社會與他人互動，因此除了考量自我，也須自我約束，不造成他人不必要的困擾或負擔。台灣社會欠缺公德，其例罄竹難書，根本原因在許多人不講求「場合哲學」：處於公共場合只知有自己，不為他人著想，甚至「不怕打擾別人」，更不知「遵守紀律是人格的表現」這一基本道理，以致造成旁人困擾、迷惑、受害的現象到處可見。
例如，在公共場合亂丟垃圾，是台灣常見的壞習慣，但垃圾不會自己消失，一定要由他人代勞清理。基隆外木山海岸線景色優美，當地湖海路有一地點常遭亂丟垃圾，有人開車前來，搖下車窗，垃圾丟包後即揚長而去，官方雖立牌警告並裝設監視器，亂象惡臭依舊。當地一家咖啡店員工決心反制，破袋查出有地址的帳單，自費把垃圾郵寄還丟棄者。
或許是漢文化的共通性，台灣、香港、中國和東南亞華人在公共場合似乎嗓門都不小。香港有一位旅居日本的作家曾在《日經中文網》專欄，指他在東京銀座的餐廳碰到港人以廣東話大聲對談，對他人品頭論足，加上的手機簡訊叮個不停，令人生厭。BBC麥迪文（Stephen McDonell）住北京12年之後，在討論中國人大嗓門的專文說：在北京，想安安靜靜喝個咖啡，很難；你要是提高嗓門干擾了別人，在首爾、倫敦、東京……可能會遭到白眼，但中國沒有這樣的城市。作家柏楊論述「醜陋的中國人」，也把「大聲嚷嚷，總害怕別人聽不到自己吵雜的聲音」，列為中國人的劣根性之一。
在台灣，不論是一個人講手機、兩個人談笑風生或數人高談闊論，在公車、捷運、高鐵、電梯、餐廳，都是常見的景況。旁若無人，以高音量擾及他人，大人如此，若有小孩同行，情況更不堪設想；許多為人父母者不教育或約束孩子，大人甚至不覺得在公共場合吵及別人有什麼問題。最典型的例子，有人任由兩個孩子在餐廳尖叫比大聲，店員勸阻卻遭反嗆：「我小孩就要尖叫啊！妳是要我怎麼控制他？不然妳來教我怎麼不讓他尖叫啊！是沒生過小孩才會講出這種話？不能體諒一下嗎？」
台灣人整體而言，和善隨和，但顯然有不少人，把車廂、餐廳、音樂廳等公共場所當自家客廳，隨興地以高音量聊天、講手機，毫不在意他人感受，也不怕干擾別人。隨和、隨興、隨便，雖一字之異，其實差別甚大，表現在群己關係，為個人自律與是否成熟公民的關鍵。
以高聲量擾人有礙耳根清靜，但不守交通規矩卻可能形成致命危機。一位來自香港的韋肯森（David Wilkinson）曾投書《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寫出他和太太在台灣兩星期的度假感想，發現台灣人很友善，但不守交通規矩卻令人難以恭維。
「限速規定常遭漠視，違規駕駛有如家常便飯，而警方似乎不太執法。昨天，我們在台九線公路幾乎被一輛20公尺長的運油車所害，它執意在不准超車的彎道盲區超越4輛車子和一輛卡車。我曾在東南亞跑遍各國，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駕駛經驗。運油車司機的行為極其危險，尤其他所運送的又是易燃物。旅途中，我有一次被背後車輛的駕駛按喇叭，因為他認為我不必理睬一個施工地點的紅燈警示。被明顯超速的卡車和巴士緊咬尾隨的狀況很是普遍。很遺憾的，我回到香港與朋友最先分享的台灣行，是這些，而不是我們此行所見到的美景和友善。顯然地，駕駛執照發放及交通執法出了差錯。謝天謝地，我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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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韋肯森如果在台灣停留久一點，就可發現還有不少足以令他驚奇的交通亂象：路邊紅線停車很普遍，併排停車也常見、機車路邊騎樓隨意放；自行車和機車不但騎上人行道，還常逆向行車；開車左轉搶先行，路口轉彎不禮讓行人；上下高速公路匝道突然插隊、任意變換車道、行駛路肩；紅綠燈在有些地方僅供參考，「馬路如虎口」……。在路邊傳統市場或夜市，機車一路徐行，騎士邊騎邊巡看詢價，危險且有礙他人，也搞得烏煙瘴氣，路人掩鼻戴口罩。如此這般，違規如家常便飯，禮讓絕無僅有。
如果搭車遊台灣，韋肯森還可發現，公共汽車上讓位雖不鮮見，都會捷運的排隊、禁食也漸成習慣。不過，搭車禮儀仍有待建立：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佔位、喧嘩、亂丟垃圾還是常景，台鐵上下車也總是爭先恐後不排隊。高鐵自由座乘客站到指定座車廂引發爭議；不對號的公車也未建立先上車者坐內座、內座者下車向外座者請「借過」，碰撞他人講「歹勢」等坐車基本禮貌。
行車、坐車只顧自己、不顧他人，「有我無他」，造成紛爭及事故多，近年由於餐飲外送普遍，外送員車禍頻傳引發關切，也突出台灣交通事故率偏高的現實。交通部統計顯示，台灣一年交通事故奪走了3千條人命，48萬餘人受傷，造成逾5千億元經濟損失；且根據聯合國統計，我國每年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比率，為北歐先進國家的6倍、日本的3倍，在已開發國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排名後段班。其中，騎機車者佔死亡逾6成，受傷7成5，尤其以年輕人無照騎機車者為多。整體而言，主要是台灣的汽車駕駛人缺乏謙讓，把馬路當成自己專屬空間所致。當過交通部長的賀陳旦認為，交通死亡嚴重又持續增加已是國安問題，疾呼「搶救道路亡魂」為全民急務。
作者簡介_盧世祥
一九四九年台灣高雄市出生，父母是台南市安平人。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執行長、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出版 《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