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灣的政治學老教授意興豐發寫了三封信給我，展現他的科學懷疑主義的卓見。其中他也「合理的」懷疑烏克蘭人民的持久抗戰意志，乃至台灣人民的維護民主自由的決心。
我「逼不得已」的回覆如下：
我們作為國際關係的研究者應該關注那些真正產生影響的人：實際上主導決策的人，實際上拿起武器戰鬥的人，實際上拿起鏟子挖掘營救受難者的人，實際上對受傷者進行急救的人，實際上不但坐而言也起而行的人。因為你可以永遠不斷的進行科學研究，卻永遠無法清楚地知道在關鍵時刻，實際上誰才是真正重要的。
作為一名學者，你總是要問自己：你能測量承諾與決心嗎？承諾與決心是否重要？我的回答：絕對！
比如說，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應該對基輔東正教主教的支持者、因其公開支持俄羅斯入侵而最近被烏克蘭政府拘留（或軟禁）的人、被俄羅斯占領的省份的俄羅斯後裔，或者少數在基輔的親俄人士表示同情。
但作為一個國際關係研究者，我們的責任是要理解現實，並且希望對未來有良好的把握與預測。我從來不同意政治科學家必須永遠保持道德中立、不偏不倚、一絲不苟、優柔寡斷與堅持完美主義，以至於變得在實際情況上微不足道（書生之見）。對我們的學術論文有幫助並贏得學術輔助獎金的東西，與實際上在現實中發生和將要發生的情況不同，我們必須不斷問自己，我們的學術努力對當政者的政策有什麼影響！
順帶一提，大多數歷史學家一致認為，在美國革命期間，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忠於國王，三分之一對此漠不關心，三分之一真正致力於獨立。最終是誰產生了影響？33.3333%的人有堅定意志就能成大事！這才是我們的學術焦點！
作為學術研究者對於那些仍然徘徊不決的人；那些想要維持現狀卻拒絕作任何付出的人；對於那些質疑為什麼台灣不能像印度一樣宣布中立而左右逢源的人（真的嗎？台灣和印度的人口、面積大小、軍事開支、地理優勢、人口組成等可以相提並論嗎……？）；那些認定可以無所作為而完全依賴美國無條件保護的人；從學術良心的角度，我們有責任提供警示。
如果台灣有三分之一的人民有足夠的決心與毅力，不管他們的未來決定是什麼，我們應該擺脫學院派的虛矯身段而全力支持他們並且有信心他們一定會達成願望。
作者簡介_湯先鈍 Simon H. Tang
Californian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與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兼任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PhD of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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