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福部林靜儀次長最近因發言用詞，受到批評。林靜儀醫師是我中山醫學大學的學姐，多年來無論是在健康政策還是醫療同仁權益方面，她總是充滿熱心，對醫療界同仁提供無私的幫助。
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期間，我與她就疫苗引入、急重症醫療資源分配、緊急醫療許可等議題進行過多次交流。她不僅在公共醫療事務上展現專業，總是願意坦率地分享她的經驗與實務做法，並提供寶貴的協助。
蘇一峰醫師與我曾在榮總共事，雖然在政治立場上或許有所不同，但在基層醫療推動與醫師權益維護上，我對他的大聲直言感到欽佩。當長輩詢問時，我也曾推薦他作為立法院健保公聽會的專家代表。
或許我們大家的政治立場不同，但對於醫療體系改革的關注是一致的。事實上，我們一定都認為急重症醫療資源短缺，已經無法再忽視，亟需根本性的改進。
長期以來，台灣健保以世界最少的GDP佔比，達到世界第一的高效能和低成本。隨著人口的老化，健保資源越來越多地投入在慢性病、癌症、新藥，甚至長期照護領域，急重症與兒童醫療卻呈現被邊緣化的趨勢。
為何醫院救人的醫護頻頻出走，診所、醫美等非必要醫療蓬勃發展？而大醫院結餘卻只有三到四毛，少有合理的安全空間與結餘？在資源分配上，我們是否認真面對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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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的急診醫護生活沒有品質，還常常得碰上醫療糾紛，近來不少人出走到診所、醫美。
急重症醫療預算長年被邊緣化
以25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為例，雖然他們佔全國人口的近兩成，但健保住院支出僅佔4.9%，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卻佔48%的健保支出。同樣的一筆錢，我們到底願意付多少，將多少分配給自己因急症、意外、創傷所需的那張病床與醫療服務，或是將更多資源投入到癌症治療這樣高昂的精準醫療？
當醫療專業及護理的薪水低於看護，抗生素比糖果便宜，救命的點滴與礦泉水價格相差無幾時，無論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政治立場，我們都在分享同樣一份健保醫療支出。
儘管有百億的「健康台灣深耕計畫」要改善急重症醫院工作條件，卻卡在行政與立法之間。這些急重症醫療支出及為民眾創造價值的醫療人員，長年在預算分配上被道德綁架與邊緣化，這些人員正走在倒下與出走的路上。
在這樣的背景下，健保支出決策的過程是否應該回歸到更廣泛的公民參與中？目前，健保資源的分配主要由政府官員、醫療專家、醫院管理者、政黨與媒體所決定。然而，這些精英決策真的符合全民的需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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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急診醫護人員工時長、壓力大，病護比遠高於其他國家。
當預算有限時，該優先保障誰的權益？
過去健保改革的討論，許多最終都陷入政黨對立、意識形態爭議，甚至受到特定利益團體的影響，未能真正回應基層醫療的困境。你家的醫療、教育、交通、安養支出分配是由老師、醫師、社工來決定的嗎？
與其讓少數精英團體主導決策，為何不讓更多公民參與其中？作為一個民主社會，臺灣是否可以透過公民審議機制，讓全民參與健保資源的優先順序討論？
例如，是否可健保支出，可以通過公民審議來決定資源分配的比例？這樣的機制能夠讓決策更貼近人民的需求，而不僅僅是由少數人做出最終決策。
隨著健保財務壓力逐年增大，資源的取捨已經勢在必行。當健保預算有限時，我們該優先保障急重症病人，還是慢性病患者與長期照護需求？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到兒童醫療，還是癌症治療？
這些問題最終指向一個核心問題——我們願意將健保資源花在哪裡？這不僅是政府的責任，而是不分黨派、年齡、收入、職業的全民必須共同面對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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