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文女士在接受德國之聲（DW）專訪時表示，台灣「不該無上限擴張國防預算」，並批評政府「今年國防預算已佔總預算三分之一」，甚至聲稱「馬英九時期國防預算較低，但兩岸更安全」。這些言論不僅錯誤，且暴露出她對國際關係基本常識的嚴重誤解。
在國際政治中，「和平」從來不是靠祈願得來的，而是靠「實力（power）與威懾（deterrence）」維持的。從古典現實主義到當代安全理論，任何主張「削弱防衛反而更安全」的說法，都屬邏輯倒錯。沒有實力支撐的談判，只會淪為屈服；沒有防衛能力的和平，只是暫時的安撫與幻覺。
馬政府時期「安全感」的假象
鄭麗文以「馬英九時期國防預算較低、卻更安全」為例，作為削減軍費的合理性依據，這是典型的「事後歸因謬誤」。
馬政府時期（2008–2016）的「安全感」並非來自預算低，而是來自中國當時尚未具備今日的軍事與科技能力、尚在「韜光養晦」階段。那段時間，美中仍維持戰略合作框架，美中貿易尚未脫鉤，習近平尚未完成黨國體制的全面集權。
今日的環境早已翻轉：
• 中共軍事現代化速度遠超十年前，導彈部署直指台灣本島；
• 中國經濟下滑後更依賴民族主義與對外衝突來鞏固內政；
• 香港「一國兩制」的破產證明了「和平承諾」的脆弱。
在此背景下，以過去「安全時期」的低預算作為當下決策依據，無異於以舊地圖尋新路。那不是遠見，而是危險的懷舊。
國際關係常識：力量先於談判
任何受過國際關係訓練的學者都知道：談判的基礎是實力，而非善意。
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華爾茲（Kenneth Waltz），或冷戰時期的美蘇談判經驗，都印證同一原則——「和平」必須建立在可驗證的威懾基礎上。
台灣若在軍事上削弱自己，卻仍期望「透過對話換取和平」，等同告訴北京：你無須讓步，只需等我低頭。歷史早已證明，這樣的姿態只會鼓勵進一步的壓迫與威脅。
鄭麗文以「和平談判」為名，實則忽視了權力不對稱的現實。她似乎忘了，談判桌上只有強者才有選擇權。弱者的「理性溝通」，在霸權眼裡只是投降的禮貌形式。
正如丘吉爾在1938年警告張伯倫：「想用羞辱換和平者，最後既得羞辱又得戰爭。」台灣若照鄭麗文邏輯削弱軍備，未來將得兩者兼失——既無和平，也失尊嚴。
對「和平」的誤解：低姿態換不來尊重
鄭麗文說：「我願見習近平一百次也沒關係。」這種語氣聽似和平，但若無底線，只會被對方視為示弱。真正的外交智慧，是在對話中堅守原則，而非以「見面次數」換取安全假象。
在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中，低姿態不是美德，而是誘因。越示弱，越被測試。烏克蘭的經驗就是警鐘：2014年克里米亞被奪後，若烏克蘭繼續忍讓，2022年只會更快被全面入侵。
鄭麗文稱「普丁是民選總統，不能說他獨裁」，又暗示俄國有其「安全理由」攻烏。這種說法完全忽視普丁長年操控選舉、打壓異議、封鎖媒體的現實，更錯誤地將侵略合理化。
若這樣的思維被套用到台灣問題，等同承認「強權有安全焦慮就能動武」。那麼，當中國以「歷史使命」為名侵略台灣時，鄭麗文的邏輯將使台灣失去一切自我辯護的道德與法律基礎。
政黨領袖應具備的責任與格局
作為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言論不只是個人意見，而可能重塑整個政黨的政策基調。若黨魁對國防與國際局勢的理解停留在「少花錢＝更安全」的錯覺，不僅削弱黨的專業形象，更危及國家安全。
一個理性的在野黨，應該要求政府提升防衛效率、強化民防、加速產業鏈自主化，而不是喊出「減少國防支出」。那不是勇氣，而是無知。
當代威懾理論明確指出：安全的關鍵不在「和平宣言」的次數，而在於敵方評估的成本。唯有讓北京清楚知道攻台的代價將遠高於收益，和平才有可能持續。
結語：力量即和平，弱化即危險
鄭麗文所代表的，是一種包裝為「理性溝通」的軟性投降主義。她誤把「不挑釁」當作「不防衛」，把「和平」當成「妥協」。這種錯誤若成為政策主流，台灣的命運將不由自主。
「和平」從來不是懇求來的，而是守護出來的。只有堅強的防衛實力與明確的民主底線，才能讓對話不致淪為談降書。
國際關係中有一句老話：「If you want peace, prepare for war.」
鄭麗文若真想為台灣爭取和平，就應該主張強化防衛、鞏固國際聯盟，而不是削弱自己、安撫強權。
否則，她口中的「和平」，最終將成為強權加諸於我們的「沉默」。
作者簡介_湯先鈍 Simon H. Tang
Californian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與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兼任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PhD of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