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之盾不是買得到的！當國防戰略淪為「採購清單」，再多飛彈也守不住台灣...為何我們無法複製鐵穹神話

全球最具權威性的頂尖航太專業期刊 《Space News》 近期刊載 “Taiwan’s Moonshot: why ‘T-Dome’ needs systems engineering, not just a shopping list”，以下為作者原稿譯文。

1961年5月，當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國會宣告美國將在十年內送人登上月球時，太空總署（NASA）並非從零開始。當時「水星計畫」（Project Mercury）已在進行，無人探測器正飛向較遠的軌道，而「雙子星」（Gemini）與「阿波羅」（Apollo）計畫的初步構想也已成型。

甘迺迪的演說並非「發明」太空計畫，而是賦予一個明確的目標、期限、與資源，並將這些努力統籌規劃。

登月任務的成功，並非取決於單一的火箭技術突破，而是取決於系統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的嚴謹應用—它將數以千計的技術、需求、介面、製造、與測試，整合為一個協作且可靠的整體。若沒有這種組織架構，甘迺迪的雄心壯志將永遠只是幻影，無法成為現實。

台灣的T-Dome

快轉到2025年10月的台灣。賴清德總統宣布台灣必須增加國防開支，近期目標為GDP的3%，並計畫在2030年達到5%。同時他提出了一項名為「台灣之盾（T-Dome）」的新計畫：一個整合式防空與反飛彈系統，旨在抵禦解放軍的攻擊。

然而與甘迺迪不同的是，台灣尚未明確具體的頂層目標、期限、或資源。這種模糊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系統工程」的紀律與實踐，在台灣國防產業中幾乎處於缺席狀態。

在工程學中，「dome」（穹頂）是一種機率的防禦包絡面。以色列的「鐵穹」（Iron Dome）是顯而易見的參考點；美國也有其雄心勃勃的「金穹」（Golden Dome）構想。作為台灣最重要的安全保證者，美國理所當然會是「T-Dome」技術的首選提供者。

雖然台灣具備設計與製造特定武器的能力，但其國防採購長期依賴美國。這種依賴風險在於：它促使軍事將領將「T-Dome」的挑戰誤解為一份「採購清單」——只要買到經過驗證的系統，插上電源，就大功告成。

這種直覺雖然可以理解，但在戰略上卻遠遠不足。台灣之盾不是台灣「買」得到的，而是台灣必須「工程化」出來的。台灣面臨的威脅環境既不同於以色列，也不同於美國，且在關鍵維度上比他們的更為複雜。

「Dome」類比的可能誤導

以色列主要面對非國家武裝組織（如哈瑪斯、真主黨）大量低成本、無導引的火箭彈，以及來自伊朗與葉門青年軍少數的彈道飛彈。美國則面臨兩種威脅：一方面是防禦中、俄、北韓等洲際彈道飛彈攻擊本土；另一方面是針對關島等前線基地、提供抵禦解放軍飛彈的部隊防護。

相比之下，台灣面對的是僅100英里外陸權國家的飽和攻擊。解放軍具備發動大規模協同打擊的能力，涵蓋彈道飛彈、巡弋飛彈、長程火箭、高超音速載具、滑翔炸彈、戰機與大量無人機等。

若不採取「多層次、混合成本」的防禦方案，台灣將陷入數學陷阱：使用單價百萬美元的攔截彈（如愛國者或天弓）來對抗千元美元等級的廉價無人機與火箭，這將導致預算與戰力迅速枯竭。

此外解放軍還具備太空偵察、電子戰、與網路攻擊等能力。如果中國犯台，太空將不只是支援台灣軍事，而是一個決定國軍武力能否撐過第一波攻擊的領域。

解放軍的目標不只是破壞，而是「系統性癱瘓」：癱瘓感測器、切斷通訊、干擾指揮管制（指管）節點，並迅速耗盡我方攔截彈藥。台灣缺乏戰略縱深且預警時間極短，其面臨的打擊規模、整合度與技術複雜性，遠超以色列所面對的對手。

若台灣國防部聽到「金穹」或「鐵穹」就只想到「技術轉移」，那將完全搞錯了方向。因爲真正的挑戰不在於獲取硬體，而在於「整合」。缺乏系統工程的紀律，「台灣之盾」的雄心將淪為昂貴且零碎的採購，在軍事戰略上將漏洞百出。

從「取得與部署」轉向「系統之系統」

台灣必須正視其「武器轉移」定義在歷史上的失敗。過去所謂的轉移，多半只是「取得與部署」外購的戰機、飛彈、雷達與坦克等。雖然這在追求單一作戰能力有它的階段性意義，但現代的「台灣之盾」不是單一能力，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集合」（System of Systems）：涵蓋地、海、空甚至太空的感測器；包括攔截飛彈、電子戰、到誘餌、與強化掩體的多元手段；它也需要抗干擾的多路徑通訊；支援即時數據融合與戰場管理的分散式指管系統；以及在遭受持續攻擊下進行反擊的作戰準則與後勤補保能力。

台灣在此面臨一個長久以來的作繭自縛：國防產業長期由少數國營單位壟斷，民間企業缺乏大規模參與的管道。雖然台灣完全有能力製造世界級硬體（如其商業科技生態系所示），但國防系統開發需要的不僅是零組件，還需要系統工程、整合與測試能力。台灣幾十年來並未建構出能夠要求、獎勵或制度化這些能力的國防產業體系。

以「作戰效能」而非「採購總量」定義成功

如果T-Dome僅以攔截系統採購數量來衡量，那將是徒勞的。但如果它成為一項工程計畫，衡量標準是「在遭受干擾、欺騙與攻擊下，能快速完成感測、指揮、與反擊」，那它才真正賦予台灣戰力。

在決定「買什麼或設計什麽」之前，台灣必須先完成最不具美感、但卻最關鍵的工作：利用尖端工具進行「系統集合的工程分析」。這意味著必須建立嚴謹的數學模型：威脅向量、飽和攻擊動態、地形遮蔽、機動與分散部署、戰機出勤與修護率、彈藥庫容量與再裝填速率、指管韌性、後勤維修、以及指管的決策時間等。

這並非學術探討。解放軍每日的軍事壓力——空中包圍、海面環繞、網路攻擊、與灰色地帶脅迫——已構成對台灣感測器與指管鏈的持續壓力測試。若台灣不能透過工程分析找出系統的脆弱點，將面臨在錯誤方案上浪費稀缺資源的風險。

建立分佈式「感測與決策」網路

因此T-Dome應是一個分散式的網路，而非少數昂貴的節點。台灣應部署大量移動式、多頻段的相位陣列雷達，並搭配被動雷達（passive radar）與收發分離多基雷達（multi-static radar），以使敵方的電子偵察不能竟其功。

同時以光電、紅外線感測器與無人機偵察作為備援，並及時融合情資，確保失去少數感測器不會導致台灣之盾崩潰。同時應將空情視為「狀態估計」問題，利用卡爾曼濾波（Kalman filters）等技術，融合不同來源的感測數據，以穩定追蹤敵軍來襲彈藥、與武器平臺的軌跡與目標獲得。

飽和狀態下的指管（C2）

在此背景下，台灣不能將T-Dome視為靜態護盾，而應將其視為「吞吐量受限」的系統，而且受「排隊理論」（Queueing Theory）的物理法則支配。在高度飽和的戰鬥中，集中式指揮管制中心是單一失效點，會像過載的電腦伺服器一樣產生非線性延遲，拖垮從感測到射擊的時間預算。

解決之道是具備「邊緣運算」的分散式控制——將目標追蹤、分類與初步交戰決策，下放至小型節點。而高層級指管則負責分配稀缺的昂貴攔截飛彈（如天弓或愛國者），應付最具破壞力的威脅。簡言之，大量分散式的中低負載指管節點不僅生存力更強，表現也優於飽和的大型指管中心。

源頭打擊為核心

國軍要真正削減解放軍飽和攻擊的威力，必須從「被動防禦」轉向「主動反制」。針對解放軍飛彈與火箭發射車的「目獲與擊毀」（find-and-strike）作為防禦的一層，以削減來襲彈藥。例如：如果只關注提高「服務率」（發射多少攔截武器），防禦方永遠贏不了這場數學模擬。

因此台灣必須主動降低「到達率」（摧毀多少敵軍發射車）。這意味著將「源頭打擊」視為台灣之盾系統集合的核心：也就是説，每在中國大陸境內摧毀一輛機動發射車，T-Dome承受的飽和壓力就會呈倍數下降。

但目前台灣在此領域有明顯落差：缺乏持續的空基與太空感測器、脆弱的從偵測到攻擊環節，且攻擊能量不足。近期美國批准ATACMS短程飛彈是正確的一步，但僅有飛彈是不夠的，還需要即時的情報、監視與偵察（ISR），與分散式戰場情資融合能力。

太空與頻譜骨幹

國防部歷來忽視電子戰（電戰）的重要性。然而，若能針對解放軍精確導引武器所依賴的中國「北斗」全球衛星導航系統訊號進行干擾（jamming）與欺騙（spoofing），並結合具韌性的GPS 替代方案，將能有效削弱解放軍的打擊威力，同時確保台灣自身反擊的精準度與效能。這在烏克蘭戰場已經是雙方每日攻防的焦點。

這種電戰手段要奏效，關鍵在於台灣必須掌控底層核心技術。台灣要具備真正的威懾需要擁有「電子主權」——也就是具備快速更新軟體與威脅資料庫的能力。若在台灣遭受封鎖期間還需仰賴外國廠商提供更新，將緩不濟急。因此台灣迫切需要建立電戰升級速度比解放軍更快的本地電戰能量。

混合成本的防禦組合

在作戰實務上，T-Dome必須同時優化成本與生存能力：也就是建立一個分層的攔截結構。昂貴的飛彈保留給最高價值的威脅；而較爲廉價的機砲、電戰干擾、高能微波、或雷射武器則用來對付大量的無人機襲擊。這本質上是在有限庫存下，解決「武器與目標分配」的優化問題。

此外通訊網路必須具備冗餘性，結合地下光纖、無人機中繼站、與低截獲機率（LPI）等通訊手段。而後勤與復原力必須被視為「戰鬥力」的一環：預置備彈、移動式補保、受強化的電力供應，以及在數分鐘或數小時（而非數天）內完成機場跑道、感測器、或電力系統修復的能力。

數位工程與系統工程

台灣對「外購並部署」模式的長期依賴，導致國防部產生一種危險的「採購清單」心態，認為安全是可以買現成的，某種程度也造成台灣「付保護費」之譏。然而T-Dome是複雜的系統集合，需要台灣目前的國防工業壟斷體制下無法提供的模擬、整合、與測試能力。

為了彌補這一鴻溝，台灣必須跨越傳統的「採購—測試—部署」模式，採用全球領先航太公司通用的「模型—分析—設計」流程。轉向「數位工程」與「模型化系統工程」（MBSE），能讓工程人員在虛擬環境中不斷迭代模擬，在製造原型硬體前就先優化系統整合。

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台灣必需自己執行。這意味著國防部高層必須將數位工程視為一項「國防工業再造指令」，獎勵民間企業展現整合力與敏捷性，而非只是零組件製造。

同時政府必須打破國營壟斷的限制，為台灣世界級的商業科技生態系創造參與路徑。唯有透過美國的培訓協助與設計台灣之盾，將這些工程紀律制度化，台灣才能將國防產業從「採購象徵性武器」轉型為「打造具韌性的威懾力」。

結論：內部改革是關鍵

甘迺迪的登月計畫成功，不在於他簽了一張巨額支票，而在於美國太空總署（NASA）建立了一個能讓數千個零散組件化為「連貫、可靠整體」的嚴謹框架。賴總統已為T-Dome指明了願景，現在體制必須提供所需的「紀律」。

威懾始於國內，但維持威懾則需要靠國防工程與製造實力。台灣必須認識到，外部援助不能取代內部改革。這意味著不僅要武器現代化，更要「思維現代化」——特別是國防官僚與國防產業體系。

台灣的安全最終取決於它如何吸納援助、在壓力下適應，並在開戰的第一小時起，就能作為一個連貫的整體進行戰鬥。若無思維與產業轉型，再先進的武器也只是昂貴的裝飾，而非真正的威懾。

作者簡介_廖宏祥(Holmes Liao)

在美國的國防與航太工業工作36年，曾任麥道航太駐台代表、台灣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榮譽講座，亦是致力於台灣安全的組織「Taiwan Advocacy」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