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台灣的一名學者，必須是一個「公共知識份子」，不能遁世或逃避；不能無視於中共對台灣的威脅與侵犯，不能放棄保衛台灣民主體制的責任。必須認識台灣不僅是「華人民主生命共同體」與「現代文明」的典範，更要努力促進台灣民主體制的鞏固、發展和永續。知識分子不能愛錢，只能愛國，這是一份責任。
我研究中國問題36年，唯一的結論是：保衛台灣就必須圍堵中國。反之，擁抱中國者，就是厭惡台灣。
我的寫作理由
我之所以要寫《圍堵中國》一書，有五個理由，三個理念。
1，我希望提供給台灣人民一個清晰的、未來趨勢的「國際觀」，將混亂的國際新聞轉化為可預測的邏輯，讓讀者獲得對未來趨勢的掌握感。我努力證明：接觸政策已經死亡，天下圍中已經成形，儘管近期若干西方領袖訪問中國謀取商業利益，也無法改變這一結構性定律。什麼定律？作為現代文明基礎的普世價值，由不得中國挑戰！在此時刻，價值選擇沒有模糊地帶。
一個政權為了維持個人獨裁，不惜揮霍改革開放40的紅利，乃至以反腐之名行整肅之實，從郭伯雄、徐才厚到張又俠、劉振立數十名將領的落馬，一場黨內整肅長達14年，證明習近平已經陷入「用人不忠、無忠可用」的地步，證明中國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衰敗路徑」。我書中的「從『中國夢』到『中國窮』」以及「中國的12大危機」兩篇文章，描繪一條「由內衰到外敗」的習近平路線，證明「圍堵」已成一種客觀理性和別無選擇的全球戰略。
過去30年，西方對中國的綏靖主義已經終結，一種由「去風險」(de-risking)到「去中國」(decoupling from China，再到「深圍堵」(deep containment)的趨勢，已經清晰可見。換言之，圍堵中國是「歷史大勢不可阻擋」。
2，我希望建立一個抵抗中國侵害台灣的「國民意識」：既要拒止外敵，也要防範內賊，這是我的寫作目的之一：「認知重塑」。台灣必須告別對中國的政治幻想與經濟天真，也無須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我書中的「一分為二的『再全球化』一文，說明了全球供應鏈已經演變為民主與專制的二中選一；在台灣內部，尤其必須防範「台灣吳三桂」，警惕中國對台灣的「飽和式滲透」。台灣唯一的出路是站在全球民主供應鏈的關鍵位置，建立強大的國家韌性。
3，我希望提出一個民主體制的保障戰略。這包括建立以「非紅供應鏈」為基礎的「數位主權」，啟動以「認知防疫」(Cognitive Quarantine)為機制的「心靈國防」，從「單邊承諾」轉向「集體防禦」(Collective Deterrence)的戰略選擇，以健康隔離為防護的「去中國風險」(De-risking from China)，我稱之為「戰略免疫學」。換言之，台灣必須建立不被勒索的韌性、不被統戰的智慧。因為如果心理免疫和關鍵技術掌握在專制政權手中，民主投票將變得毫無意義。
4，我希望讓台灣人民感受「中國威脅」的現實性：警惕中共對台的「內統」策略和暗黑戰術，揭露中國的「蛛網策略」與「溶台陰謀」，以及隨時可能發生的武力攻台。我實際上是在提供「解密敘事」(Decoding Narrative)，揭示讀者真正需要但尚未意識到的真相，跳開中國虛偽的敘事螺旋。放棄消極逃避，轉向主動防禦。
5，我希望提供一個「台灣理念」─親共必將亡台，反共才能自救。我要求讀者明白：圍堵中國不關乎藍綠立場，而是「宿主(台灣)」與「病毒(中共)」之間的生物性對抗。
《圍堵中國》在傳達三個理念：
1，文明隔離(Civilizational Quarantine)：圍堵不是利害之爭，而是文明之爭。台灣民主的延續必須在道德與智力高度上驅離中國病毒。在此意義下，「圍堵」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專制病毒無法寄生的健康機體。因為中國對台灣的「細菌感染」，是一種隱蔽、持續性的社會發炎，比宏觀的軍事打擊更危險。
2，台灣主體性：透過認清中國敵意的殘酷真相，從心理與經濟上完成自我建設，不再被中共的強權敘事所綁架，轉而以「台灣敘事」建立自身的戰略主體性。我希望用冰冷的現實─圍堵的必然性，來取代模糊的恐懼，讓讀者在憂慮中找到「台灣必須強大」的確定性。
3，以「基石論」取代「棋子論」：台灣絕非美中博弈被犧牲的棋子，恰恰相反，台灣是中國對抗美國的籌碼和騙術。台灣既是印太柵門，也是全球矽盾，更是民主模範，是全球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基石。台灣應該丟棄自卑，轉向自重。
我的寫作策略：「辯證的讀/寫理論」
我的《圍堵中國》有其特殊的書寫策略，叫做「辯證的讀寫理論」。傳統的寫作是作者寫出自己的觀點，單向要求讀者閱讀。在這種「作者中心/灌輸論」之下，作者是一個主動表達者，讀者則處於被動接受的地位。但我的寫作正好相反，不僅傳達「世界─中國─台灣」的三環認知框架，更是預先依據讀者的「閱讀期待」(Reading Expectations)來部署我的寫作策略，也就是透過「滿足/搓破」讀者的閱讀期待，建立一個「意義共同體」：必須圍堵中國。
我從讀者「潛意識中的恐懼與對真相的渴求」這一複雜的「閱讀前意識」出發，讓讀者覺得不再是被動受資訊轟炸的受教者，而是能看清病灶的專業醫師，進而建立一個「圍堵中國的意義共同體」：台灣必須強大，敵人必須崩潰。
依據「閱讀期待」理論，《圍堵中國》的章節，就不只是一種「前後排序」，而是一種「認知節奏」。首先，我提供一個未來導向的「國際認知框架」，分別從「未來格局」、「戰爭型態」、「台海安全」、「中國威脅」五個線索，來分析世界情勢的演變；而後以「多回合」(拳擊賽的比喻)來分析美中貿易戰，讓讀者以「條理性節奏」來認識美中之間的交鋒與博弈；基於美中博弈，再深入討論美國對中國的「深圍堵」策略；最後則以台灣如何認識中共對台灣的陰謀，與國際社會一起「合圍中國」。
例如，在第一部的「國際風雲」中，讀者的期待是認識未來世界的「趨勢」，特別是「戰爭問題」，我在這裡說明了「中國崛起就是好戰」；第二部「美中貿易交鋒」，讀者希望看到的是美中到底在「戰什麼？」，這就需要從美中之間「你來我往的籌碼較勁」來動態分析；第三部「圍堵中國」，讀者希望看到的是「為什麼/怎麼圍堵」？我說明了「圍堵」不是西方強加給中國的，更多的是中共引雷自爆、窮兵黷武的結果，同時，我們可以從中國的衰敗邏輯中，預知「圍堵中國」必然獲勝；第四部「台灣突圍」，讀者期望認清中國到底在威脅台灣什麼？
這就需要說明中共對台統戰的策略模型，包括「對台介選模型」、「對台滲透路徑」(10種破壞手法)、「對台暗黑策略」等等，我要催促讀者學會識別那些看似中立、實則分化台灣社會的「白蟻滲透」，啟動讀者去審視我們身處的環境、媒體與組織，正被這種隱形腐蝕所掏空。最後我提出「有限擁核」─建立一個袖珍型、自衛型的核子島國，打造台灣「超級豪豬」(Super Porcupine)的機體，作為台灣終極自保的主張。
當然，我的「讀寫理論」不是單線的，而是辯證的(dialectical)；我同時採取「解構讀者期望」的平行策略，也就是「解構書寫」。我並不一味滿足讀者想要維持「和平統一」、「兩岸交流」、「維持現狀」的舒適感，也不迎合讀者浪漫中國的「海綿認知」，而是「先刺破期望，再重建現實」，一方面剝離中國表面的裝腔作勢，一方面維持我對台灣「和平癡呆症」以及「小確幸主義」的批判態度。如果讀者期待安慰，我給出的是清醒，如果讀者期待溫暖，我則給出冰涼。甚至我必須強迫讀者認知台海戰爭的風險，把讀者對中國預存的模糊恐懼轉化為精確定義的威脅。
我的寫作方法：臨床政治學
所有的寫作首先來自閱讀，深度的觀點則取決於「閱讀表象」還是「閱讀本質」？我的寫作和評論，既不是直覺，也不是亂猜。我的本科訓練是哲學，特別是精神分析學，我對問題的分析採取的是「症狀閱讀/病理切片」的「臨床政治學」：從表面的發燒症狀診斷深層的病理結構。
我從來不把「中國」看成一個國家(國家需要文明禮儀)，甚至不是一個「政權」(政權需要合法性)，所以一開始我就解構了一個讀者期望：「祖國」，一個過濾真實的自慰幻象。我提出一個「大溶解」(The Great Dissolution)概念：中國不是一夕崩潰，而是從內腐走向衰敗，在此意義下，我始終把中國視為一個「病體」。透過將中國定義為一個病入膏肓的軀體，瓦解讀者心中殘存的「祖國意識」、「大國崇拜」與「市場迷戀」。
我的「後設命題」是：提出「以台灣為主體的替代性論述」，例如台灣過去是「國際孤兒」，現在與未來已是「國際寵兒」：台灣有權重新站起並表達聲音。我以「數據說話」來解構「大國崛起」的欺矇，用國際權威統計揭穿中國灌水的「海綿GDP」。如果讀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只是暫時「感冒」，吃吃藥就好，我則說這不是感冒，而是「器官衰竭」：藥石罔效。
必須保衛台灣
最後，以「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的觀點來看，中國正在加速衰敗。在此意義下，「圍堵」就不是報復或攻擊，而是「隔離」(quarantine)與「防疫」(protection)。像對待傳染病毒一樣，必須透過「斷鏈、斷源、斷流」來確保文明世界的健康。任何對中國的誤信與迷戀，最終都將「中毒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