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宏祥專欄》為什麼學以色列建鐵穹是錯誤類比？俄烏戰啟示：台灣不只要攔截「箭」，更要獵殺共軍「弓箭手」

美國國防工業協會（NDIA）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迄今仍是全球最大的國防產業組織。該協會原定於今年4月與五角大廈在華盛頓特區共同舉辦一場機密的飛彈防禦會議。

 

本文原為該會議邀請撰寫的論文，若非伊朗戰爭導致會議延期，本應於會中發放並供與會者討論。作者本月另受邀赴北約防衛學院授課並參與兵棋推演。

台灣經常被建議要「向以色列學習」，或仿效美國建立整合式、分層次的防空與飛彈防禦體系。這類建議出發點或許善意，但其實是建立在錯誤的類比之上。

台灣面臨的空中威脅環境，不僅比以色列更嚴峻，在規模、地理條件與作戰節奏上，也有本質性的不同。

以色列所面對的火箭、飛彈與無人機威脅，發生在相對緊湊的戰場空間內，感測器與攔截器也可從多個方向部署；美國則更有大陸縱深、全球基地與海洋緩衝。台灣沒有這些條件。

消耗戰的地理現實

台灣是一座島嶼，處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海軍、火箭軍、網路部隊、與電磁作戰力量的直接打擊範圍內。一旦台海爆發衝突，戰場空間勢必高度壓縮，攻擊彈藥的規模也極可能遠超一般想像。

台灣將被迫在對防禦者最不利的條件下作戰：戰略縱深有限，重新裝填與整補機會受限，還必須面對一個能同時削弱我軍感測器、指揮管制中心、通訊網路、機場、飛彈陣地，甚至對國家領導中樞進行斬首打擊的對手。

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台灣至今的防衛思維，仍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殺傷鏈中最昂貴的一環：末端攔截。諷刺的是，北京過去數十年來所建構的，正是一套以飽和攻擊方式耗盡台灣末端攔截防禦能力的打擊體系。

自1990年代初起，解放軍便開始部署大量瞄準台灣的短程彈道飛彈，例如東風-11與東風-15。中國的長程多管火箭系統 PHL-16（亦稱 PCL-191）則於2019年底投入使用。東風-15射程可達900公里，PHL-16在部分模組配置下射程可達500公里。前者單價約在100萬至200萬美元之間，後者卻僅約為其十分之一。

再加上中國具備大規模生產偵察無人機與自殺式攻擊無人機的能力，台灣所面對的，將是世界上少數國家才可能遭遇的混合齊射：以低成本無人機和長程多管火箭迫使我方耗用高價攔截飛彈，進而為更具破壞力的後續空中攻擊打開空窗。

不利的算術邏輯

這正是中國戰略中最致命的「成本交換比」（cost-exchange ratio）。如果台灣必須長期動用單價逾百萬美元、而且庫存有限的攔截飛彈，去應對成本不到其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大量來襲彈藥，那麼結局不外兩種：不是攔截飛彈先被耗盡，就是被迫承受漏網攻擊。

即便愛國者飛彈與國造天弓系統的表現完全符合預期，在庫存有限、戰時補給又具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它們就無法成為對抗廉價飽和式火箭與無人機攻擊的主力。簡單說，台灣不可能單靠採購更多攔截器，就跳脫這場對自己極端不利的算術困境。

對美國而言，台灣的問題也不是遙遠的例外，而是未來印太作戰環境的預演。台灣今天面對的這套不利算術——用昂貴攔截器應對廉價火箭、無人機與彈道飛彈——其實也反映出美軍自身庫存、生產、與補給體系的壓力。這一點，在伊朗戰爭中已經隱約顯現。

烏克蘭的真正教訓

烏克蘭戰場提供了另一種更具現實性、也更具成本效益的答案：與其試圖摧毀每一枚來襲彈藥，不如設法削弱攻擊者的精確度與決策節奏。

在烏克蘭，俄羅斯使用 R-330Zh Zhitel、Pole-21 等電子戰系統，在大範圍內干擾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NSS）訊號，使依賴 GPS 的北約精準導引彈藥效能顯著下降。多份美國與烏克蘭評估都指出，電子戰干擾已明顯削弱 GPS 導引系統的有效性。例如美製 M982 神劍導引砲彈（Excalibur）在俄軍持續干擾下，精準度大幅惡化，戰術效益也隨之下降。

這個教訓非常清楚：一旦對手能大規模塑造「導引拒止」環境，原本仰賴高精度導引的彈藥，就可能退化成彈著點分散、效益有限的火力。

另一方面，烏克蘭的表現可圈可點。烏方展現出極高的創意與作戰適應力。其「Pokrova」GNSS欺騙網路可透過操控訊號，使俄軍的 Shahed 無人機偏離目標；其「Night Watch」電子戰部隊更成功欺騙俄軍「匕首」極音速飛彈的導引系統，使其被迫改依賴誤差會隨時間放大的慣性導引，最終完全錯失目標。

電磁護盾，而非只有飛彈護盾

烏克蘭案例是否能一比一複製，並不是重點。真正值得台灣吸收的，是背後的戰略洞見：電子戰可以讓精確導引武器變得不再可靠，進而以「軟殺」方式削弱敵軍的空中攻勢，迫使攻擊者必須對同一目標耗費更多彈藥、承受更高失敗率，甚至打亂整體作戰節奏與計畫。

台灣尤其應該把這一點內化與深化。因為中國的打擊體系同樣高度依賴 GNSS 導航資料與精確授時。解放軍的長程火箭、無人機與飛彈，只有在能快速取得目標資訊、維持精準導引，並透過指揮管制進行協調時，才真正發揮最大效能。

若台灣能系統性削弱其導引能力，並干擾其「從感測、指揮到射擊」的迴路，就能迫使解放軍落入效率更低的作戰模式——這意味著它需要更多彈藥、更多時間，也必須承受更多暴露自身行跡的風險。

這才是台灣真正需要的不對稱作戰。換言之，國防部應從單純採購傳統動能武器平台的思維，轉向引進更多由民間科技所驅動的不對稱科技。

令人憂心的是，國軍長期以來並未真正將電子戰視為核心、橫跨空、海、陸領域的作戰功能。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從現在起，台灣就應建立全國性與區域性的電子戰架構，以可控方式干擾並欺騙相關 GNSS 訊號，例如中國北斗與俄羅斯 GLONASS。這不僅能使解放軍用以協調攻擊的資料鏈更複雜，也有助於保護台灣的通訊與感測網路，降低其遭受中國電磁壓制的脆弱性。

其目標不只是打造一面「電磁護盾」，更是要提升敵軍的不確定性、製造延遲、削弱打擊精準度，讓台灣有限的動能攔截器，能集中處理那些無法被「軟殺」的高價值威脅。

光靠挨打，不可能打贏持久戰

然而，電子戰只是答案的一半；另一半，是進攻。如果台灣只是一味承受打擊，就不可能在戰爭中占上風。近年台灣的防衛姿態確實逐漸轉向提升生存力與拒止能力，但在削弱乃至摧毀解放軍打擊能力方面，仍然不足。

這裡所說的，不是象徵性的「等值反擊」（countervalue）打擊，也就是攻擊敵方城市、工業能力和人口為主。而是更具軍事意義的「反制武力」（counterforce）：鎖定那些用來發動飽和攻擊的敵軍資產。

雖然解放軍高度機動的飛彈與火箭發射車可能難以即時發現並摧毀，但負責為其提供目標資訊與協調打擊的指揮管制節點，卻未必如此難以掌握。只要解放軍的打擊體系保持完整並持續射擊，台灣的防禦就會陷入攔截、受損、修復、再攔截的失敗循環。

烏克蘭再次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概念範本：反砲兵作戰與即時目標偵察與打擊。當國軍能快速發現敵軍發射點，並在攻擊者轉移陣地之前即刻反擊，就能壓縮其有效射速，迫使其作戰行動更加保守。

因此，台灣必須建立針對中國沿岸及其內陸打擊體系的「發現、定位、摧毀」（find-fix-finish）能力。這意味著台灣需要可在戰場生存的感測器、可快速融合資料的處理節點，以及射程足以打擊敵軍目標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這還需要國家軍事戰略的政策與準則上的清晰授權：將解放軍相關打擊資產視為一旦衝突爆發即可立即先制攻擊的目標，而不是在升級管控的名義下自我設限。

太空監視的決定性作用

這也正是衛星與航空情資變得如此關鍵的原因。台灣應更積極投資太空與航空信號情報（SIGINT）及影像情報（IMINT）能力，特別是由合成孔徑雷達（SAR）支援的全天候成像與分析系統，以便對解放軍的行動發出預警，掌握其雷達與通訊活動模式，並找出其指揮管制節點所在。

許多商業太空公司可以協助台灣建立更具主權性的能力，並將資料整合進即時鎖定與打擊鏈中。商業 SIGINT 在定位發射源、特徵化雷達參數方面具有高度價值；SAR 與光電（EO）影像則可持續監視敵軍重要樞紐與集結區。

在危機期間，這些工具能揭示動員徵候、發射車分佈、雷達啟動週期、與指揮所位置。台灣越早掌握這些徵候，就越能及早預置打擊資產並及時反制。

更重要的是，這類投資其實並不特別昂貴，絕非奢侈品。它的價值，在於能讓台灣直接攻擊「弓箭手」，而不只是攔截已經射出的「箭」。

當敵軍發射車必須頻繁隱蔽、重新定位，並在隨時可能遭到我軍偵察與打擊的壓力下行動時，其射擊節奏與頻率就會大幅下降；當指揮管制節點遭受攻擊，整體協調能力便會受損；當目標鎖定變得不確定，原本密集的齊射也會變得浪費。

這正是台灣在不必無止境採購大量攔截器的情況下，從根本改變「成本交換比」的戰略。

一個可信的防衛戰略

若要讓這套戰略真正具備可信度，台灣還必須同步補強其他關鍵領域。

首先，韌性必須被直接設計進整個防空體系。被動感測器、分散式雷達、誘餌與冗餘通訊路徑等，正是防禦系統能夠「優雅降級」（degrade gracefully）的關鍵，而不是在第一波攻擊後全面崩潰的關鍵。

其次，台灣應擴大建置廉價的反無人機與反火箭防禦層，例如機動火砲、高能微波、雷射等定向能武器，以及可大量生產的短程攔截器。只有如此，愛國者與天弓等高價值防空系統，才能留給真正需要它們處理的高威脅目標。

第三，台灣必須把軟體更新與重新編程的速度視為戰力的一部分。電子戰作戰序列與參數庫（Electronic Order of Battle）、SIGINT 資料庫，以及電子反制（ECM）規則等，必須持續更新並迅速下傳前線。

因為電磁頻譜作戰本質上就是一場持續的適應競賽，國軍若無法快速更新，就無法維持優勢。這也意味著，國防部必需革新思維，盡速突破「政府採購法」限制，把民間電子科技產業真正納入電戰能力的建構之中。

最後，台灣已不該再把討論侷限於「要不要更多愛國者」、「還要不要更多戰機」或「是否添購更多自走砲和反戰車飛彈」。真正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台灣能否削弱，甚至瓦解解放軍整套作戰體系——也就是其大規模感測、決策、協同、與打擊的能力。

烏克蘭已經證明，即使是看似強大的攻擊者，只要導引受損、網路中斷、油庫被毀、發射車遭到獵殺，其攻勢也會迅速變得低效。台灣面對的挑戰固然艱鉅，但原理完全一致：防禦者必須贏得這場關於作戰適應能力與經濟效益的競賽。

結論：台灣需要瓦解的是體系，而非追逐數量

轉向這種以電子戰為核心的不對稱作戰姿態，不只是作戰準則上的調整，更是建軍與採購思維上的迫切改革。

台灣必須善用本身世界級的民間電子科技產業，快速開發原型並部署電子戰系統、分散式感測器，以及具生存性的指揮管制中心。

與此同時，台美國防合作也應優先聚焦於商業太空資料的快速整合、空中與海上無人系統、彈藥本地生產，以及電子戰參數庫與目標情報的共同蒐整與分析。

這些轉變不會消除戰爭風險，但它可以改變戰爭的軌跡——為台灣爭取時間、保存戰力，並把北京的侵略成本提高到足以強化嚇阻的程度。

台灣不需要與中國進行「武器對武器」的數量競賽；台灣真正需要的，是削弱甚至瓦解使中國武器得以發揮效能的整套「體系」。

我們固然還有其他領域同樣亟需改革與投資，但電子戰的轉型不僅能提升作戰韌性，更可從根本上改變台灣軍事領導階層的戰略思維——從以平台為中心，轉向以體系、韌性、電磁、與機動為核心的跨領域作戰原則。

作者簡介_廖宏祥

在美國航太與國防工業服務超過 35 年。曾任台灣戰爭學院榮譽講座，亦是致力於在國際上倡議台灣安全的組織「Taiwan Advocacy Project」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