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問題是老生常談。《今周刊》早在2015年就做過「台灣鳥籠大學」，批評教育部管太多，讓優秀師生想出走、國際頂尖教授不想來；2018年又製作「攸關台灣競爭力的大學革命」，探討大學退場牛步，地雷學校亂象。
沒想到11年過去，令人驚訝的是，台灣高教的舊問題幾乎原地踏步，新問題又接踵而來。
8年前，我們針對全台百餘所大學校長發出問卷，9成校長認為教育部管太多；8年後的問卷調查，高達9成6的校長贊成調整學雜費政策；7成認為國家資源（如深耕計畫、國科會補助）的分配，實質上仍高度看重論文與研究指標；教授升等，仍以國科會計畫與論文作為主要升等評價基準……。
我記得，一位科技龍頭大老曾經吃驚地發現，台灣的教授薪水竟不如自己教出來的研究所畢業生，為台灣教授叫屈。眼下，台灣高科技業需才孔亟，給教授足以比肩國際的薪資，同時，讓拚研究型國際盃的拚國際盃，志在培育人才的為產業培養人才；該整併的整併、該退場的果斷退場。而這些，背後需要政府的政策指引。
放眼隔海的新加坡，30年前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與台灣大學的世界大學排名相差無幾，2026年的排名，新加坡這兩所大學已經分居第8名、第12名，而台灣大學則落在第63名。
新加坡怎麼做到的？中研院院長廖俊智曾經擔任新加坡教育部顧問，他認為，面對高教問題，「台灣該狠的時候不夠狠，該自主的時候不夠自主」、「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有非常堅定的決心。」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台灣高教病灶或許多如牛毛，但是只要主事者下定決心，不怕痛地咬緊牙根刮骨療傷，肯定能找到正確的路徑，走出新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