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為何當年曾嘗試走向本土化，後來卻在2000年意外失去執政權，故總統李登輝也被迫辭去黨主席？一直以來，有派說法認為，這是李刻意擘劃的結果。
不過，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暨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接受《今周刊》專訪時，暢談其新書《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中的內容，並從其中提出不同的解讀。
林孝庭認為，推動國民黨本土化確實是李登輝唯一不變的核心堅持，但後續黨內分裂與政權更迭，卻未必在他的設想之內。
從解除郝柏村軍權的權力鬥爭，到1998年至2000年間楊濤、劉連昆、馬美強等接連爆發的情報失事案，重創我方情報體系。
林孝庭認為，這些看似環環相扣的歷史轉折，背後其實摻雜大量偶然與各國情報單位的誤判，就連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美國在台協會（AIT），當年都曾嚴重低估李登輝鞏固權力的能耐。
至於李登輝有「民主先生」的稱號，林孝庭也提醒，「歷史地位」從來不是事實本身，而是詮釋競逐下的結果。
談到李登輝留給台灣最大的資產，林孝庭盼讀者能體認到，台灣今日民主成果並非憑空而降，而是經歷漫長轉折與重新塑造才得來的果實，希望讀者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成果，不視其為理所當然。
推國民黨、政權本土化 這三個字是李登輝不變核心
談推動國民黨本土化，林孝庭表示，李登輝當時怎麼想，外界難以確知，但作為國民黨主席，李在1990年代理應希望本省、外省勢力團結在其領導下，共同完成憲政改革與民主化；至於他在黨內始終無法掌控的非主流勢力，李所能做的就是順勢，「你要離開就離開」。
林孝庭認為，在當時背景下，李登輝唯一堅持、不曾動搖的核心價值是「本土化」。他表示，李視此為政治導師蔣經國生前路線的延續，而非自己憑空開創；至於這條路線之後如何演變、如何影響台灣政治版圖，已非李所能完全掌控。
他舉例，過去被視為台灣社會嚴重矛盾的省籍情結，30年後已降為次要議題，如今沒人堅持總統搭檔必須「本省配外省」，但在李登輝年代，其挑選外省籍的李元簇任副手，仍延續兩蔣時代的省籍平衡考量。這說明李當年許多政治操作雖影響至今，但隨時空推移，當時的重要議題未必是今日的重要議題。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暨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暢談新作《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內容。劉咸昌攝影
李登輝務實性格 回不去中國不如好好耕耘台灣
對於李登輝推動本土化的動機，林孝庭表示，這本質上是務實選擇。他指出，1990年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已是不切實際的口號，美國不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便無實現可能，唯一務實之路，就是耕耘台灣，讓國民黨轉型為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政黨。
林孝庭提出一個對比，早年李登輝是威權體制下的受害者，對國民黨深惡痛絕，到後來卻選擇留在體制內尋求改造，而非如廖文毅、彭明敏等同輩台籍人士在體制外訴諸台獨、遭到逮捕，可見他是懂得在體制內尋求可行路徑的務實者。
然這條路線有其代價。林孝庭表示，轉型過程中必然有一群人的政治利益被犧牲，就是隨兩蔣時代培養、成長的外省族群。他說明，台灣人口以本省籍占絕大多數，任何領導人都無法不優先照顧多數人利益，至於另一部分人（外省籍）的利益如果被犧牲掉，對李而言或許是必要之惡，但這樣一來，卻也讓他招致許多人痛恨。
情報體系為何接連失事？ 國家認同分歧必然的代價
自1998年中國偷渡客楊濤帶來我方派赴大陸工作人員24人名單、1999年劉連昆遭捕處決，到2000年馬美強命喪莫斯科，一連串事件重創中華民國情報體系。林孝庭指出，關鍵原因之一是國家認同出現分歧。
他分析，許多兩蔣時代培養的軍情人員深信「一個中國」、相信兩岸終將統一，這也是當年能吸收對岸解放軍少將劉連昆等情報資產的原因；但到李登輝執政晚期，這批人認為李「似乎是要搞台獨」，不願再為台獨傾向的領導人效忠，情治體系的螺絲逐漸鬆動，加上中國此時運用民族主義旗幟吸收，更易得手。
第二個因素是兩岸經貿實力消長。林孝庭說明，1998至2000年前後，中國已擺脫六四天安門制裁後的孤立，並準備加入WTO；當中國開始有錢，便不再是台灣單方面憑經貿實力收買對岸人員的局面，反而是北京有更充裕資金留才、擴張影響力。至於是否延續至今日的共諜案？他認為不宜揣測，畢竟自己非此領域專家。
路線之爭引發後遺症 「失控」二字點出李登輝晚期局面
對於外界質疑該路線的後遺症，林孝庭表示，從現有史料看不到李登輝明確的反省紀錄。他指出，直到1999、2000年，李仍堅信自己的路線正確，持續透過多次修憲擴張民選總統的實質權力，打造一套符合台澎金馬現實的憲政體制。
林孝庭認為，李登輝真正在意的是國家發展大方向，但此方向衍生的後遺症非其所能掌控，這也是他在書中最後一章以「失控」二字形容李登輝執政晚期的原因。隨著李無法連任、逐漸跛腳，許多政治勢力不再聽命於他，國民大會代表甚至自行其是，當時李內心「也許覺得很無奈」。
▲學者林孝庭從不同史料與角度還原李登輝執政時期諸多重大事件。劉咸昌攝影
和平卸郝柏村軍權 是李登輝「驚心布局」還是歷史偶然
李登輝晚年、卸任後的口述訪談中，有人解讀他如何「胸有成竹」地一步步拔除郝柏村軍權，但林孝庭認為，這類回憶與詮釋多屬「後見之明」。
林孝庭還原，1990年代初期，包括美國政府與AIT在內各方都高度焦慮，擔憂李登輝任命一位一級上將（郝柏村）組閣，是否真有把握駕馭對方；美方普遍認為，起用軍權在握、立場保守的人物擔任最高行政首長，是政治改革的倒退，與民主改革承諾背道而馳。
他認為，李登輝當時實屬不得已，手上權力尚未完整，必須向非主流勢力妥協，「你說他到底能不能知道這個後果？我肯定他沒有十足把握。」至於郝柏村後來如何被逼退，他認為是李運用黨內主流勢力，加上民進黨外部奧援合力促成。
野百合學運等社會事件，則是李登輝得以站上改革制高點的關鍵推力。林孝庭表示，若非萬年國代自肥，引發學生走上街頭、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絕食，李恐怕沒有足夠實力召開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體制。
他也說，歷史很難論斷某個結果究竟是「偶然」或「必然」，歷史學者能做的是還原當下脈絡，很多轉折「都是在出其不意當中發生」。
林孝庭：戰後台灣三部曲 真正主角其實是台灣
林孝庭指出，「戰後台灣三部曲」表面主角雖是三位不同的國家領導人，真正主角其實是台灣這塊土地。他回顧幾十年來各國解密檔案有兩個心得：其一，美、日、英、法等主要國家對台灣政治脈動始終高度關注，焦點雖隨時代轉移，關注本身從未間斷；其二，各國政府外交與情報分析人員再神通廣大，終究會誤判。
林孝庭翻閱CIA解密檔案、AIT分析報告與日、法、英駐台外交人員的觀察報告發現，各國對李登輝的預測「完全是看走眼的」。
林孝庭說，蔣經國去世前夕，各國普遍認為李登輝作為憲法上的備位元首，權力與地位嚴重不對稱，國民黨勢必走向中常會「集體領導」，未料短短兩三年，李就將黨內反對勢力邊緣化，逐步掌握實質主導權。他認為，這種誤判過去曾經發生，未來也可能如此。
是否為台灣「民主先生」？ 李登輝看見民主化大勢所趨
對於李登輝被冠上「民主先生」的稱號，林孝庭表示，李確實看見1980年代解嚴、民進黨合法化後，台灣走向更民主化乃「大勢所趨」，因此願意「順勢推動」。他坦言，更現實的理由是，民主改革也是李當時缺乏實權下唯一能與黨國舊體制抗衡的利器；但李確實真心相信台灣需要在其帶領下走向真正的民主，這點無庸置疑。
林孝庭提醒，歷史評價從非史實本身，而是「不同詮釋立場競爭下的產物」，有人稱李登輝是「民主先生」，也有民進黨人士如林義雄認為他不配；有人讚揚其推動民主化的貢獻，也有人始終視其為「毀黨誤國」的叛徒。他表示，重點不在評斷孰是孰非，而是還原當時的時空背景，客觀呈現決策脈絡。
▲林孝庭新作《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探討故總統李登輝在其任內如何應對各大事件。劉咸昌攝影
「意外國度」不是創造而是重塑 林孝庭：台灣民主成果得來不易
對於書名，林孝庭解釋，「意外的國度」一詞最初用於形容1949年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體制在台澎金馬「意外」存活、未遭中共消滅的際遇；到了李登輝時代，則是指這片意外存活的國度經歷重塑與蛻變，從威權體制轉型為今日樣貌，因此定名「意外國度的重塑」。
談到李登輝留給台灣最大的資產，林孝庭希望讀者透過這本書體認到，台灣今日的民主成果並非憑空而降，而是經歷漫長轉折與重新塑造才得來的果實，應當珍惜，而非視為理所當然。
相關新聞：
李登輝為何敢和中國周旋？「底氣」竟來自六四天安門事件！揭開台海危機兩岸密使、金流與對俄軍購賭局
本文不授權媒體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