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言論自由、參政權限制到政黨解散，前司法院院長許宗力指出，台灣面對的真正考驗，不只是如何抵禦威權勢力的滲透，更在於採取防衛措施的同時，能否繼續守住法治、比例原則與基本權利。
8月21日下午，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亞洲法律研究中心舉行法治專題講座，邀請前司法院院長、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許宗力，以「防衛性民主：評估台灣的民主自我防衛架構」為題發表演講。
講座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亞洲比較法期刊》主編陳有利（Kevin Y. L. Tan）主持。許宗力從威瑪共和的崩潰談起，逐步檢視政黨解散、反民主言論、選舉資格、公務員忠誠義務與國籍制度等議題，將台灣社會近年爭論不休的政治問題，重新放回憲法與民主理論的座標中思考。
民主也可能被自己的制度摧毀
「防衛性民主」理論源於二戰前的歐洲經驗。納粹透過選舉及民主程序取得權力，卻在掌權後終結民主。德國法學家羅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因此主張，民主不能只是消極提供政治程序，任由反民主力量利用基本權利、政黨活動及法治制度，合法拆除民主本身。
這套理論認為，民主並非價值中立。民主所要保障的，不只是多數決程序，還包括基本人權、權力分立、司法獨立與法治。因此，面對意圖摧毀自由民主秩序的力量，國家不一定要等到重大損害已經發生，才被允許採取行動；在一定條件下，預防性措施也可能具有正當性。
然而，許宗力同時提出防衛性民主最危險、也最難回答的兩個問題：誰有權界定「民主之敵」？國家又應在什麼時間點介入？
放在台灣的脈絡中，鼓吹兩岸統一、「大中國」認同或「一國兩制」，乃至支持中共政權、主張向中國投降，是否就能被認定為反民主言論？另一方面，如果國家過早介入，防衛民主是否可能異化為限制言論、排除異議，甚至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
這正是整場演講最核心的提問：民主如何保護自己，卻不放棄那些使它之所以成為民主的權利與自由？
台灣不是沒有防線，而是防線仍不完整
許宗力將台灣現有制度形容為一套尚未完備的防衛性民主架構。
許宗力解釋，台灣憲法並非純粹的程序民主。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已指出，民主共和、國民主權、基本權保障，以及權力分立與制衡，共同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根本原則；即使透過修憲，也不能任意摧毀這些原則。
換言之，多數即使取得修改憲法的權力，也不能以民主程序合法廢除民主本身。
台灣法律中其實已存在多種民主防衛機制，包括違憲政黨解散、違憲團體管制、集會遊行限制、反滲透規範、參政資格限制、公務員忠誠義務，以及對部分申請歸化或取得公職資格者的特別要求。
問題在於，這些制度散見於不同法律，規範密度與適用標準並不一致。面對數位平台、跨境資訊戰，以及中國長期施加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現有制度也未必足以處理新型態的民主威脅。
言論自由：不能只因主張令人反感就加以禁止
言論自由，是防衛性民主最尖銳的戰場。許宗力指出，台灣目前並沒有專門限制「反民主言論」的完整法律，也欠缺全面規範數位平台的制度。面對社群平台、認知作戰與境外資訊操弄，這構成台灣法律體系的一項明顯缺口。
但另一方面，台灣過去的憲法解釋，對政治言論及結社自由提供了相當高度的保障。
許宗力說明，釋字第644號解釋認為，政府不能只因一個團體在成立時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就拒絕其設立；必須等到該組織採取具體行動，並對民主秩序形成實際危害，才可能進一步撤銷其許可。
許宗力強調，在集會遊行方面，台灣長期受到「明顯而立即危險」標準的影響。即使有人公開展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鼓吹共產主義或支持中國對台動武，原則上仍可能受到言論自由保障，除非其行為已對公共秩序形成迫切危險。
許宗力認為，這套源自傳統街頭言論情境的標準，未必足以回應數位時代的挑戰。網路訊息可以長期累積、快速擴散，境外勢力也可能透過平台演算法、代理人及組織網絡，逐步侵蝕社會信任。
危害未必表現為一次性的暴力事件，而可能是在多年之間，持續削弱人民抵抗威權的意志。
不過，降低國家介入門檻，並不等於賦予行政機關無限權力。
許宗力以陸配因公開支持中國武力犯台，而遭撤銷居留許可為例，認為從防衛性民主的角度來看，政府的安全考量可以理解；但若涉及居留權等重大權益，制裁事由仍應由法律明確規定，不能只依賴概括性的行政規則。
參政權限制：阻止境外勢力，不等於審查政治立場
民主防衛也可能直接限制個人的參政權。《反滲透法》禁止任何人接受「滲透來源」的指示、委託或資助，介入選舉活動。
許宗力在演講中舉出候選人接受中國方面資金協助競選，因而遭判刑並喪失參選資格的案例，說明台灣如何透過刑事責任與候選資格限制，防止境外勢力操控選舉。
許宗力強調，此處的憲法界線，在於法律所限制的究竟是政治主張，還是受到境外敵對勢力指揮或資助的具體行為。
單純支持統一、批評政府，乃至提出令多數人不安的政治主張，原則上都受到言論自由保障；若進一步接受境外政權的資金或指令介入選舉，才可能成為民主自我防衛機制所要處理的行為。
換言之，法律不能把「政治立場不同」直接等同於「受到滲透」。否則，防衛民主很容易演變為思想審查。
解散政黨，是必要防線，也是最後手段
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規定，政黨的目的或行為如果危害中華民國的存在，或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得由憲法法庭宣告解散。
許宗力指出，台灣至今尚未有政黨遭憲法法庭宣告違憲解散。演講中，他也提到內政部最近推動聲請解散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案件。
依內政部主張，提出聲請的理由並非單純因為該黨支持統一，而是涉及長期、系統性協助中國在台發展組織、介入選舉、從事認知作戰及跨境壓迫等具體行為。
政黨解散之所以格外困難，是因為政黨本身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參與者。禁止一個具有廣泛支持基礎的政黨，不只涉及結社自由與參政權，也可能使其支持者對民主制度失去信任。
許宗力以德國經驗說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即使認定某個極端政黨反對自由民主秩序，仍可能因其缺乏實現政治目標的現實可能性，而拒絕將其解散，改採取消公共補助或租稅優惠等侵害較小的手段。
這顯示，解散政黨不能只看其言論是否激進，還必須綜合評估其組織、行動、社會影響力，以及實現反民主目標的可能性與實際危險。
因此，許宗力認為，政黨解散既是民主制度的一道防線，也必須是一項高度審慎的最後手段。
公務員的忠誠，應忠於憲法而非執政者
演講的另一項重點，是公務員的「憲法忠誠義務」。釋字第618號解釋曾肯認，原設籍中國大陸地區人民須在台設籍滿十年，才能擔任公職。這項規定具有維護台灣安全、人民福祉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合理目的。
許宗力進一步主張，台灣《公務員服務法》應更明確規定，公務員負有忠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基本價值的義務。若公務員公開支持中國武力犯台、主張建立威權統治，或鼓吹統一後對台灣人民進行「思想改造」，其言行可能已超越國家對一般人民所能容忍的範圍。
許宗力說明，這裡所說的忠誠，對象不應是特定政府、政黨或領導人，而應是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民主秩序。若把忠誠義務變成要求公務員服從執政者，反而會背離防衛性民主的初衷。
最重要的防線，仍是人民的民主信念
許宗力並未將更強硬的法律視為萬靈丹。他在結論中警告，民主通常不是在一夜之間垮台，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看似有限的退讓中，逐步受到侵蝕。
因此，台灣確實需要補足民主防衛制度的缺口，也應重新思考「明顯而立即危險」標準，是否足以處理中國持續施加的軍事、政治及資訊壓力。
許宗力強調，任何新的防衛措施，都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接受司法審查，並符合必要性與比例原則。否則，台灣可能在保衛民主的名義下，重新走回自己曾經克服的威權道路。
演講最後，許宗力也留下了一個比法律制度更為沉重的提醒：如果多數人民不再珍惜自由民主，甘願在威脅或誘惑下放棄抵抗，那麼再精密的政黨解散、言論管制或反滲透制度，也不可能單獨挽救民主。
當天現場有幾位中國籍聽眾。他們把握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接觸不同憲政觀點的機會，在學術交流的氛圍中理性聆聽。這個場景本身別具意義：防衛性民主的目的，不應是關閉討論，而是確保人們仍能在不受威脅的環境中，接觸在不同制度與歷史經驗下較少聽見的觀點。
民主的力量，終究不只表現在它能禁止什麼，也表現在它是否仍有信心容納辯論、接受質疑，並以法治而非恐懼回應威脅。
作者簡介_童振源
中華民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現任駐新加坡代表，曾任僑委會委員長、駐泰國代表、國安會諮委、行政院發言人、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政大預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遠景基金會中國經濟分析計畫主持人。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