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我簡單分析今年11月的美國期中選舉，我認為不能只問「民主黨會不會贏」，而應該把眾議院與參議院分開來看，因為兩者的選舉結構非常不同，而且選舉結果也可能直接影響川普政府未來兩年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伊朗戰爭。
首先，就眾議院而言，目前的政治環境對民主黨相當有利。歷史經驗也值得注意：自1934年以後的22次期中選舉中，總統所屬政黨只有兩次增加眾議院席次——1998年的柯林頓以及2002年的小布希。
而且，2022 年是從2034年以來惟一的一次總統的政黨在期中選舉不但增加席次並且保住多數！這不是說歷史一定會重演，而是說「期中選舉懲罰執政黨」是美國政治中相當穩定的現象。
今年共和黨在眾議院的多數優勢又非常微弱（只多四席）因此即使共和黨只失去少數幾席，也可能失去多數。目前全國性的國會選舉民調也顯示民主黨明顯領先。
不過，我不會因此認為民主黨已經「篤定」取得眾議院。原因是美國眾議院不是按照全國總得票率分配席次，而是435個單一選區分別選舉。
2012年就是很好的例子：民主黨的眾議院候選人在全國獲得較多選票，但是共和黨最後仍然取得234席，民主黨只有201席。因此，今年重新劃分選區（redistricting）以及選票的地理分布，仍然可能使共和黨即使在全國得票落後的情況下保住相當多的席次。
但是2012年的例子也不能過度解讀。2012年選前的generic ballot基本上是平手，最後民主黨全國眾議院得票也只領先約1個百分點左右。
這與目前民主黨在一些全國民調中領先數個百分點的情況並不相同，民主黨在最近的民調有7%-9% 的領先，因此，2012年可以證明「贏得全國票數不等於贏得眾議院」，卻不能證明民主黨即使大幅領先全國選票仍然會輸掉眾議院。
參議院則完全不同。共和黨目前具有53比47的優勢，因此民主黨需要淨增加四席才能取得控制權。更重要的是，參議員不是按照全國選票產生，而是每一州各選兩席，而且今年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席次改選。
因此，即使川普的支持率偏低、全國政治環境對共和黨不利，也不一定能直接轉化成民主黨的參議院多數。
民主黨必須在幾個特定州實際擊敗共和黨候選人，同時保住自己的競爭性席次。所以目前的資料顯示，參議院控制權仍然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我認為更值得台灣注意的，可能不是哪一黨多拿幾席，而是如果民主黨取得眾議院多數，川普後兩年的外交政策將面臨什麼制度性制衡。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朗戰爭。目前國會民主黨已經主張，長期對伊朗進行軍事行動不能單純依靠總統的Article II權力，而應該根據《戰爭權力決議》（War Powers Resolution）取得國會授權。
如果民主黨在2027年控制眾議院，而伊朗戰爭仍然持續，新的眾議院很可能透過外交、軍事、司法及監督委員會進行更強力的調查與聽證，並要求行政部門說明戰爭目標、法律依據以及結束戰爭的計畫。
更重要的是，國會真正強大的工具不只是War Powers Resolution，而是憲法賦予國會的「錢袋權」（power of the purse）。眾議院可以透過國防預算及其他撥款，限制、附加條件或拒絕某些軍事行動的經費。
當然，眾議院並不能單方面命令總統結束戰爭，因為還涉及參議院、總統否決權，以及總統與國會之間長期存在的戰爭權力爭議。
因此，我目前對2026年期中選舉的看法是：眾議院的政治環境明顯有利於民主黨，但選區重劃使結果仍有不確定性；參議院則更加接近、也更取決於少數幾州的個別選舉。
而從台灣的角度，我認為真正值得觀察的並不只是民主黨或共和黨誰「贏」，而是選舉之後美國是否重新出現更強的「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如果白宮與國會由不同政黨控制，川普在伊朗戰爭、國防預算、對外軍事行動以及其他外交政策上的自由裁量空間，都可能受到更大的制度性制衡。
這也正是美國政治制度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選舉改變的不只是誰執政，也會改變總統能夠把軍事力量轉化為政治權力的程度。
作者簡介_湯先鈍 Simon H. Tang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國際關係學者，政治學博士。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碩士（MBA）、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政治學碩士，克萊蒙研究大學國際研究碩士與政治學博士。
教授與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權力政治與東亞安全，聚焦美中競爭與台海戰略風險，並以現實主義視角分析國際局勢，長期批判過度樂觀的戰略敘事與簡化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