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龍參加活動3小時仍留在現場，童振源從致詞文化看新加坡：人在場，但不搶場

一場活動即使有部長、政務部長、多位國會議員與企業領袖出席，真正發表主要致詞的，通常只有一位主賓（Guest of Honour）。其他來賓即使身分再高，只要不是當天主賓，多半就安靜坐在台下，和其他賓客一起參與。

這和我過去熟悉的不少活動文化很不一樣。有些場合，只要重要人物到場，主辦單位便希望一一邀請致詞，結果貴賓愈多，致詞愈長。但在新加坡，「重要」和「一定要講話」似乎是兩回事。誰是主賓、誰代表政府、誰負責致詞，事前通常就已界定清楚。

更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政治人物不只未必致詞，往往還願意把相當長的時間留給活動本身。

2023年，我曾參加一場與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TUC）有關的重要活動。當時仍擔任總理的李顯龍，晚上約7時到場，一直到接近10時仍留在現場。他除了致詞，也參與頒獎等環節。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總理講了多久，而是他坐了多久。

三個小時，對任何一位政府首長都不是短時間。那次經驗讓我開始注意到，在新加坡，衡量一位政治人物對活動的重視程度，有時不只是看他是否上台，而是看他願意留下多少時間。換句話說，「坐多久」，有時比「講多久」更有分量。

另一個例子，是尚達曼總統出席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的募款活動。他幾乎準時抵達，卻沒有安排正式致詞，而是坐在現場與參與者互動，最後才上台向捐款者頒發感謝狀。

一位國家元首出席重要慈善活動，卻不需要透過演講凸顯存在感，而是用出席、陪伴與互動表達支持。這種「人在場，但不搶場」的分寸，很有新加坡特色。

我也曾參加一位重要企業家家族的喜宴。當晚有副總理、數位政務官與國會議員出席，卻沒有任何政治人物上台致詞。大家從晚上7時左右坐到9時多，和其他賓客一樣用餐、聊天、交流。即使現場有不少重量級政治人物，婚宴仍然是一場婚宴，主角仍是新人與家人。

政治人物很多，政治感卻不強。

這些經驗讓我逐漸理解，新加坡公共活動裡的「尊重」，未必是讓身分最高的人講最多的話，而是讓每個人都清楚自己在這個場合扮演什麼角色。

這種文化在外交場合尤其明顯。

新加坡聚集許多外國使領館與外交代表機構，各國國慶酒會全年不斷。依我的觀察，新加坡政府出席外國國慶酒會時，通常由一位部長、政務部長或其他政治職務人士代表政府，再搭配最多兩位國會議員出席。

有趣的是，代表政府出席的部長未必來自外交部。不同國家的國慶活動，可能由環境、數位發展、教育或其他部會的政務官員代表新加坡政府出席並致詞。這說明新加坡的對外交流並不只是外交部的工作，而是整個政府共同承擔的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個部會都有外交角色。

這背後也有實際考量。新加坡政府規模不大，政治職務人員有限，但國內外活動密度非常高。如果每一場外交酒會、商會活動或慈善晚宴，都需要多位高層輪流發言，不只時間成本很高，也容易讓活動失去焦點。

因此，新加坡形成一套相當清楚的活動秩序：主賓傳達主要訊息，其他重要來賓以出席表示支持。誰應該發言，與誰的官位最高，並不完全畫上等號。

這樣的致詞文化，看似只是禮賓細節，其實反映更深層的公共文化：角色清楚、程序節制，也重視實質參與。

身分很高，不代表每個場合都必須成為主角；重要人物增加，也不代表流程就要跟著膨脹。慈善活動仍以慈善為核心，婚宴仍以新人為主角，社團活動也仍圍繞社團本身。

更重要的是，時間本身就是一種尊重。政治人物如果講完話立即離開，形式上固然完成任務；但如果願意坐在現場兩、三個小時，聽完演講、看完頒獎、與參與者交流，傳達的訊息完全不同。

一場活動如何安排致詞，看起來只是小事，卻往往透露一個社會如何理解權力、身分與公共秩序。真正有分量的人，不一定需要透過發言證明自己的分量；真正受到重視的活動，也不一定需要重量級人物輪番上台。

有時候，安靜地坐在台下兩個小時，比站在台上講二十分鐘，更能說明態度。

這也許正是新加坡致詞文化最值得玩味的地方：重要，不必喧鬧；尊重，也不一定要透過麥克風表達。

作者簡介_童振源

中華民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現任駐新加坡代表，曾任僑委會委員長、駐泰國代表、國安會諮委、行政院發言人、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政大預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遠景基金會中國經濟分析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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