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寶藏是什麼？恐怕許多人終其一生，都在無盡追求的路上，但這十一個在各自領域發光的人物或團隊，卻都在人生的賽局中，找到了專屬自己、獨一無二的那份寶物。
這個已屆古稀之年卻依舊頻頻往返於學校和診間的身影，是成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名譽講座教授王榮德，他專挑「沒人要做的事」，卻意外開創了台灣職業病的先河。
王榮德的求學路沒有太多坎坷，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服完兵役後，他計畫先在台大擔任內科住院醫師，後出國讀博士學位，再到私立醫學院校任教。
當時成績出色的他，第一年就透過公費留學考試考取自己感興趣的免疫學，可就在他到教育部辦理手續時，公費科長卻突然問他，「你要不要改讀職業病？」
原來，前一年有另一位同學考上「職業病預防、診斷與治療」，僅讀一個禮拜後就因興趣不合而退公費，這才有此缺額。科長更告訴他，由於職業病屬於「冷門科目」，台灣相關人才少之又少，亟需新血投入。
醫者仁心的王榮德當然也想為社會貢獻，但令他躊躇不決的是，研究職業病經常會面臨與企業碰撞的風險，「有老師跟我說這會被蓋布袋。」他自承，當時已有妻兒的他不敢輕易冒險。
不過，他和妻子梁望惠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於是兩人回家一起禱告，當他們讀到《聖經》裡「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時，內心就有了共同的答案：要當弱者的依靠。
就這樣，王榮德踏上這條沒人要走的窄路，卻也成了他窮盡一生的志業。
台灣首個職業病門診
不怕得罪企業 為基層勞工發聲
一九七八年，王榮德攜手妻子奔赴美國哈佛大學求學四年，取得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博士後，於八二年回到台大醫院擔任內科兼任主治醫師，並在台大開設了台灣首個職業病門診。
然而，鑑於當時台灣對職業病還不甚了解，也沒有規範物質的相關法規，以致根本無人知曉自己生病是源於職災，一切得從零開始。
「連台大醫院內科也以為職業病只要看塵肺症，一直到我們開始把各種化學物導致的塵肺病找出來，他們才嚇一跳。」他回憶返台頭四年，一直處在蒐集各種職業病個案、找出病因和確立有害物質的階段。
他頭一個確立的職業性肝炎，是八五年發生在新北市印刷廠的「四氯化碳中毒」；這家工廠有十多位員工都出現肝小葉和腎小管壞死的狀況，且代表肝細胞發炎的ALT（丙胺酸轉胺酶）異常之高。
為了找出病因，王榮德不能像普通醫師只坐在診間看病，更要走進工廠，比照福爾摩斯辦案般抽絲剝繭，透過「否證法」一一排除其他可能性，找出最後剩下的唯一「真凶」。
王榮德先是發現，員工不論是否為B肝帶原者都有同樣病症，首先排除病毒感染的可能；再者，只有處於工廠中央空調系統裡的員工得病，能初步判斷是因工廠有害物質所致，因此他要求停工十天，觀察員工狀態是否改善。
結果不出所料，十天後，員工的ALT統統下降，最後前往工廠巡視，他才發現原因出在清洗用的溶劑中含有致癌物「四氯化碳」，加上廠房門窗緊閉，員工又沒戴防護工具，等於直接暴露在毒物之中。
還有一次，長庚醫院轉介過來兩個病例，皆出現神經纖維的保護殼「髓鞘」退化，甚至引發肌肉萎縮，王榮德同樣透過排除糖尿病、酒精中毒、鉛中毒等原因，找出病因源於印刷作業常用的去汙劑「正己烷」。
這類例子不勝枚舉，舉凡錳中毒引起的帕金森氏症候群、巴拉刈除草劑導致皮膚癌……，王榮德親自走訪過的工廠，早已超過一百家。
「最難的不是找出病因，而是與企業溝通。」他坦白地說，少有工廠願意敞開大門讓人檢視，而他也誠懇告訴對方，「我不拿任何好處，如果有問題，幫你解決；沒有問題，還你清白。」
一路上，他也曾被拒之門外，或遇到語帶威脅的業者，但他始終頂住壓力，站在基層勞工的身邊。
「他是守正不阿的人，認識他的人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他愛護勞工的情操影響。」曾與王榮德一起處理過多件案子的台北榮民總醫院職業醫學及臨床毒物部特約醫師鄧昭芳，如此形容。
透過這一個個血淚教訓，王榮德漸漸積累出職業病的資料庫，更耗時五年光陰為勞工倡議，敦促勞工委員會（現為勞動部）盡快建立相關法規。
建立制度與公共防線
耗時5年倡議 領先全亞洲立法
終於在一九九三年，他的聲音被政府聽見，台灣領先全亞洲建立《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規範雇主須標明有害化學品、提供物質安全資料表（SDS），並對勞工實施教育訓練。
接著在二○二一年，他又協助推動「化學物質清單登錄」制度，規定三聚氰胺、萊克多巴胺等食品或工業的化學物質，從產地到用途都必須附上完整資訊，讓員工安全得到保障。
職業病灶一旦被發現、可預防了，在有害物質被列管或禁用後，相關事件就會慢慢消失；當初沒人做的職業病，如今也有四百多位專科醫師，從一人孤行到如今友伴絡繹於途，王榮德卻依舊沒閒下來，他又開始投入研究上下班途中因過勞導致的車禍職災。
只要是關於勞工的事，他的精力好像永遠用不完。
巴蘇指明，在長期的重複賽局中，最優策略就是貫徹誠信與善良，吸引更多優秀的夥伴同行，而王榮德做到了，正是他那分「為弱者發聲」的良善，推使他將冷門窄路，逐漸走成康莊大道。
很多時候，改變能發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存在。《理應快樂》中援引著名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在《人與超人》中的描述，「通情達理的人使自己適應世界，悖理違情的人則堅持要世界適應自己，因此，一切進步都仰賴悖理違情的人。」
世界或許並非這些「超人」本來期待的樣子，但他們不會因此妥協，而是企圖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出生、改變無法選擇的現實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