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國家快速邁入超高齡社會，當人類壽命不斷延長，該如何將科學突破轉化為實質的生活品質，真正做到「活得更長，活得更健康」？
對此，麻省理工學院(MIT)生物工程系暨電子工程與電腦科學系終身副教授盧冠達，週一（10/26）在《今周刊》與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合辦的長壽論壇上直言：「我們其實處在生物醫學的黃金時代。」
45歲盧冠達父親是鈺創董事長盧超群
1981年出生、才45歲的盧冠達，父親是科技圈大佬、鈺創(5351)董事長盧超群，他28歲取得MIT電機、生醫博士，以及哈佛醫學博士學位，更被MIT百年期刊「技術評論」評為世界青年科技創新家，並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新創獎、美國總統青年科學家和工程師獎等重要獎項。
盧冠達在論壇上指出，回顧過去50到100年間，人類之所以能跨入超高齡時代，關鍵在於醫學突破解決了許多致命殺手。
盧冠達指出，過去傳染病是一大威脅，但「我們靠著疫苗抗生素，這種抗病毒的這些藥物都是突破性的一些進展」；此外，心臟病、中風與癌症等20世紀頭號殺手，死亡率也大幅下降。根據統計，美國自1950年至2023年，心臟病與中風死亡率分別大減72%與78%，癌症死亡率自1990年高峰起也下降了34%。
醫療工具箱大擴增！精準醫療讓癌症像慢性病一樣可控
過去傳統用來治療疾病的武器，多半是化學藥丸等小分子藥物，或是大分子的抗體與生物製劑；但近10年來，醫療工具箱迎來爆發式擴增。從2017年美國核准首款CAR-T細胞療法與體內基因療法、2018年首款RNA干擾（siRNA）藥物獲准上市，到2023年首款CRISPR基因編輯療法問世，能直接在細胞內改寫DNA，讓過去難以治癒的疾病出現曙光。
如何讓令人聞之色變的癌症，變成可以像慢性病一樣被控制？盧冠達點出第一波精準醫療的三大突破：標靶治療、免疫腫瘤療法與細胞治療。舉例來說，過去致命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如今透過標靶治療「每天吞一顆藥就能治療」，10年存活率高達83%。
晚期黑色素瘤患者透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合併療法，中位存活期可達約6年；而難治型淋巴瘤患者接受單次CAR-T細胞治療輸注後，5年存活率亦達43%。
然而，並非所有癌症都能簡單治療。以「癌王」胰臟癌為例，多年來各期別合計的5年平均存活率僅13%，即便使用強度最高的第一線化療FOLFIRINOX，中位整體存活期也只有11.1個月，客觀緩解率（ORR）僅31.6%，顯示傳統治療有其極限。
不過，盧冠達興奮地表示：「我們可以用精準醫療的方式突破這個問題，精準醫療就是要更深入了解疾病的起源，然後針對細部去治療它。」
瘦瘦針不只變漂亮還能護心腎！神經退化疾病成下個世代重擔
除了癌症，被大眾熟知的「瘦瘦針」腸泌素（incretin）藥物，掀起了第二波醫療革命，「瘦瘦針不只是讓我們長得更漂亮或是更瘦，其實可以治療很多重要的疾病。」
盧冠達分析，腸泌素在第3期臨床試驗中證明能減重達20%以上，且對肥胖合併心臟病患者的心肌梗塞、中風或心血管死亡風險能降低20%，對第2型糖尿病合併慢性腎臟病患者的重大腎臟事件也能降低24%。
不過，第一代腸泌素仍有局限，高達74%使用者會出現腸胃道副作用，美國無糖尿病的成人有65%在一年內停藥，且「減下來的體重不只是肥肉，其實有40％的是肌肉損失」，對中高齡長者是一大隱憂，更有三分之二的體重會在停藥一年內復胖。
因此，下一代藥物正致力於五大突破，包含開發口服小分子讓藥物更易服用、透過合併療法保留肌肉、讓耐受性更佳且效果更持久、降低製造成本以達到可大規模負擔，以及在減重同時治療心臟與腎臟等終末器官損傷。
當人類逐步戰勝癌症與代謝疾病，隨之而來的第三波挑戰，則是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等神經退化性疾病；預估全球失智症人口將從2021年的5500萬人飆升至2050年的1.39億人。
盧冠達坦言，現有核准新藥效果僅算中等且集中於早期患者，「主要是因為我們不太了解這個病原是從哪裡來，所以對科學者來講，其實大腦是還是一個黑箱子。」
攝影：陳睿緯
新藥開發耗時15年、失敗率逾9成！5大瓶頸與亞洲43%創新資產契機
儘管醫學突破令人振奮，但新藥從探索到核准上市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平均需耗時10到15年，若計入失敗成本，每款獲准藥物的平均研發成本高達26億美元，且進入第1期臨床試驗的藥物最終僅13分之1（7.9%）能成功上市；盧冠達歸納出新藥開發的「五大瓶頸」與即將到來的解方：
第一，尚未完全了解疾病成因：臨床失敗主因是鎖定錯誤標靶。若有數據或人類遺傳學證據支持，開發成功率將高出2.6倍。解方在於標準化並串聯生物資料庫（Biobank）與健康紀錄，由AI解讀大規模真實人類數據。
第二，傳統藥物發現如同大海撈針：過去靠盲測篩選，如今透過AI與合成生物學，能將「發現」轉為精準「設計」，例如獲2024年諾貝爾獎肯定的AlphaFold，便是建立在共享資料庫基礎上，讓AI精準預測蛋白質結構。
第三，疾病高度複雜，單一標靶並不足夠：單一標靶藥物容易讓疾病繞道適應，未來需仰賴同時作用於多個標靶的聰明療法，並藉由機器人自動化實驗室（生物數據工廠）大量測試生成數據。
第四，臨床試驗啟動慢、成本高：在美國啟動首次人體試驗最長需耗時2年。對此，美國FDA已推出加速審查試辦計畫（Expedited IND pilot），透過滾動式審查與AI設計試驗來縮短時間與成本。
第五，少數市場支付了大部分創新成本：全球製藥利潤約64%至78%由美國貢獻，其他國家若想扶植本土生技生態系，政府必須獎勵創新、提供生物資料庫資源，並針對高需求領域建立聚焦的快速審查利基。
「其實整個過程是個接力賽，沒有一個公司或者團隊能從零把它做到最後。」盧冠達強調，藥物開發第一棒可能是大學與研究機構探索新技術，第二棒由生技新創（Biotech Startups）驗證概念，第三棒再透過授權或併購交由大藥廠進行大型臨床試驗與商業化；最後由監管機關、支付方與醫師讓患者真正用上藥物。
在這場全球接力賽中，亞洲該如何扮演關鍵角色？盧冠達點出，亞洲擁有優秀的科學家與高資本效率的研發實力，且在疫情過後，「亞洲現在跟國際上的團隊一起做Virtual Team，這個非常的簡單，而且非常的開放」，吸引全球大藥廠紛紛透過併購或授權來亞洲尋找創新。
更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全球新藥開發的創新管線資產中，高達43%來自亞洲，但亞洲獲得的創投與私募股權（VC/PE）投資卻僅占全球的9%；盧冠達呼籲，這正是絕佳的歷史契機，若投資人、科學家與政府能攜手合作，將亞洲豐沛的研發能量與國際資金、市場接軌，將能為全球人類的健康帶來深遠影響。
台灣發展生醫優勢在哪？盧冠達：「AI＋生醫」
盧冠達分析，隨著高端人才回流亞洲，現在正是台灣與亞洲生技產業突圍的絕佳契機。
盧冠達指出，近年受美國政策變化影響，「很多科學家離開美國回到亞洲」，當美國面臨高端生技人才與資源短缺，亞洲各國如新加坡、中國正投入龐大資源吸引海外學人回流創業或任教，連帶讓跨國大藥廠積極跑到亞洲尋找創新資產。
本身也在台灣投資數家生技公司的盧冠達表示：「我覺得台灣的innovation（創新）是非常好的。」他觀察，台灣不僅基礎生物醫學研究人員（Basic researchers）技術扎實，更具備全球領先的本土半導體與科技產業，擁有豐沛的AI人才，「所以我們最近在看在台灣的投資案子，很多都是結合這兩塊，它可以徹底利用AI跟Bio（生技）結合在一起，做出一些新藥開發，或者其他的一些技術」。
攝影：陳睿緯
如何接軌國際？破除早期經費、臨床審查與跨國市場3大痛點
不過，台灣若想將研發能量真正轉化為商業價值，仍有痛點需要克服。盧冠達提出三大關鍵建議：
第一，強化早期基礎研究經費（Research funding）與創投投入
盧冠達指出，生技創新往往來自非常早期的實驗室研究，「而且有時候那個早期的研究，你也不知道他會找到什麼東西，永遠是碰巧的」，無法要求在短時間內就一定要產出既定結構。因此，除了呼籲VC與PE多投資早期創新，政府也應提供更多研究補助（Research grants），支持具創造力的學者。
第二，加速首次人體臨床試驗（First-in-human study）的審查速度
盧冠達坦言，台灣無法像中國一樣靠龐大人口與三甲醫院的病患數量（Volume）來比拚收案速度，但可以學習澳洲與美國「快速啟動（Fast start）」的精神。他建議，監管機關若想鼓勵創新，應思考如何提高對新藥風險的承受度、加快審查速度，讓新藥能更早進入第一期臨床試驗。
第三，組建跨國團隊，精準對接歐美市場需求
盧冠達點出，亞洲生技團隊最常見的痛點，就是「不太了解美國市場的運作」，若一開始選錯方向，研發出只在亞洲重要、歐美市場卻不重視的疾病藥物，後續開發與商業化速度就會受阻。
對此，盧冠達分享他的破局之道：「我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主要就是找美國的團隊。」
以他投資的台灣新創為例，核心技術與藥物設計雖深耕台灣，但每個專案都延攬曾任職於美國大藥廠或丹麥諾和諾德（Novo Nordisk）的前高管共同參與，「做這種跨國性的團隊，其實對我們來講是蠻重要的，要找到對的人，就是協助我們加速，而且確保走向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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