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近日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丁提出由川普、習近平共同舉行三方峰會，討論烏克蘭戰爭，卻可能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排除在外。
峰會雖尚未確定，卻令人想起一個歷史問題：小國的命運，是否又將由大國在談判桌上決定？
歷史不乏先例。1938年《慕尼黑協定》，英法德義決定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領土的命運，當事國卻被排除在正式談判之外。1945年雅爾達會議，美英蘇三巨頭協商戰後歐洲安排，波蘭同樣沒有參與決策。
然而，比歷史重演更值得警惕的，是國際秩序可能發生的結構性變化。
1815年維也納會議後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建立在大國對均勢與相互節制具有一定共識的基礎上。1945年後的國際秩序則強調主權平等、領土完整與國際規則，美國並承擔主要領導責任。
從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來看，維持國際秩序不僅需要實力，更需要維護秩序的政治意願。
如果美國逐漸以大國交易取代制度承諾，而美中俄又缺乏共同認可的權力界線，世界面臨的恐怕不是另一個穩定的雅爾達體系，而是舊秩序受到侵蝕、新秩序無法建立的危險過渡期。
對台灣而言，更大的風險未必是川普真的「出賣台灣」，而是北京可能錯誤解讀美國的外交訊號，低估台灣抵抗的決心。
假設北京認為華府已逐漸默認中國對台灣的特殊支配權，同時相信台灣缺乏抵抗意志，便可能認定透過封鎖、有限軍事打擊或政治脅迫，即可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
但如果台灣沒有屈服呢？
北京將面臨兩難：退讓可能損害政治威信；升高衝突則可能引發原先不願承擔的戰爭。原本企圖不戰而勝的戰略，反而可能因為誤判而導致戰爭。
這正是嚇阻理論（Deterrence Theory）最值得台灣深思的問題。
日前沈明室博士以諾曼地登陸分析台海防衛，強調制空、制海、跨海投送與後勤補給的困難。這些軍事分析固然重要，但還有一項不可忽略的因素：抵抗意志（Will to Fight）。
再有利的地理天險、再堅固的防禦工事，若缺乏持續抵抗的政治決心，其嚇阻效果仍將受到限制。
這不是說台灣人民缺乏抵抗意志，而是台灣是否願意抵抗，與北京是否相信台灣會抵抗，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2024年《強化台灣韌性》報告，曾對台灣民間防衛準備及抵抗決心提出疑慮，並建議強化能源、通訊、民防及戰略溝通。
然而，中央研究院2026年「美國肖像」民調顯示，即使美國不出兵協防，仍有58.7%的受訪者表示願意不計代價抵抗中國攻擊。
兩者未必矛盾。民眾表達抵抗意願，不等於已具備持續抵抗的能力；具有抵抗能力，也不代表北京必然正確認知。
因此，台灣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將抵抗意志轉化為可信的嚇阻訊號。
這需要的不只是軍事預算與不對稱武器，更包括後備動員、民防訓練、能源與通訊韌性，以及跨黨派維護台灣安全與自由的基本共識。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持久力（Political Endurance）：台灣能否承受長期封鎖、經濟損失與社會壓力？政府能否持續運作？社會能否在政治分歧中維持基本團結？
這些都是北京評估脅迫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有人認為，共軍若攻台失敗，習近平的政治權威及中共統治合法性將受到嚴重衝擊。但這並非必然結果，更不能成為台灣安全的主要依據。
嚇阻的目的，不是等戰爭結束後證明侵略者犯了錯，而是在戰爭發生以前，就讓侵略者相信動武無法達成政治目標。
面對可能重返勢力範圍政治的國際環境，台灣既不能將安全完全寄託於美國承諾，也不應陷入大國一旦交易，台灣便無能為力的宿命論。
台灣必須以可信的防衛能力、持續的政治韌性及國際合作，提高任何武力改變現狀的成本。
大國或許可以在台灣缺席的情況下討論台灣的命運，卻不能因此假定台灣會接受任何安排。
台灣真正需要向北京傳達的訊息，不是我們準備打贏一場戰爭，而是我們有能力、有決心使侵略者無法達成其政治目的。
嚇阻最大的成功，不是戰爭勝利，而是讓戰爭根本不必發生。
作者簡介_湯先鈍 Simon H. Tang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國際關係學者，政治學博士。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碩士（MBA）、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政治學碩士，克萊蒙研究大學國際研究碩士與政治學博士。
教授與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權力政治與東亞安全，聚焦美中競爭與台海戰略風險，並以現實主義視角分析國際局勢，長期批判過度樂觀的戰略敘事與簡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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