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不在乎遲到、上課玩手機，卻無計可施…國中教師裸辭告白：早自習就感到疲倦「樣樣靠班經、早晚發神經」

制度的侷限：限縮管教權，我們該怎麼教？

2024年底，行政院通過了《民法》第一○八五條的修正草案，在父母的教養權中，刪除了「懲戒」二字，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子女的人格，不得對子女為身心暴力行為」的條文，頓時讓家庭教育走進一個法律介入更深的敏感地帶。

這項制度的進步，無疑符合國際間「零體罰」的潮流，也充分展現對兒童權利的尊重，但它似乎也擠壓了家庭，乃至整個教育場域中「管教」的空間。

此案通過的消息一出，全國上下的家長團體紛紛表達強烈抗議。主張修法應著眼於改進條文的內容，而非全面刪除懲戒權，以平衡家庭教育權利與兒少保護的需求。

「希望我們不要打、不要罰，那麼，我們到底該怎麼教？」或許正是許多家長的心聲，而這句話對於教學現場的教師而言，也完全不陌生。

自從2006年起，「校園零體罰」的條款正式公告，便明定國家應保障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

（註：2006年十二月，立法院通過《教育基本法》第8條及第15條修正案，明文禁止體罰，並保障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近幾年，「正向管教」政策也陸續推動，期待師生關係有所鬆動，從過去傳統的權威管教，漸漸走向尊重與溝通的正向教養。

身為一名教師，我明白正向教養是現代教育的方向，也是尊重學生人權的重要體現，因此，我積極學習與改變，身體力行，並致力推廣正向教養的班級經營。

在實踐的路上，我確實體驗到更和諧的師生關係、更動人的生命意義，也看見教育能帶來更深刻的影響力。

然而，實務推動的困難與阻力亦隨之浮現──大部分的教師明顯缺乏足夠的時間及資源。

教師或家長如何在「有效管教」與「法律紅線」之間找到平衡？

面對新世代的孩子，越來越講求個人權益，勇於挑戰規範與權威，甚至又處於青春躁動時期，不斷測試行為的界線，教師或家長究竟該如何在「有效管教」與「法律紅線」之間找到平衡？

其實，這是個十分難解的課題，並非有心就能達成。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教師必須花費極大量的時間，也獲得極完整的資源，才有可能真正迎來管教文化的改變。

關於「時間不足」，前幾篇文章提過了。當教師過勞已成不爭的現實，每天光是在繁瑣的教學及教學以外疊加的任務中，度過、熬過、活過，都實屬萬幸，而在層出不窮的學生問題出現之後，甚至出現之前，又怎麼有充足的時間，去學習新世代的教養方式？怎麼有充足的時間，去練習安頓自己焦急、惱怒的情緒？怎麼有充足的時間去同理並接納學生的錯誤，進而落實每一個層次的輔導管教？

在有效管教之前，最需要的是彼此連結

有一次演講結束後，一位老師特地來告訴我：「原本帶著問題想要請教妳，但聽講座的過程中，我已經得到了答案。」

班上一個學生令他感到十分苦惱，覺得那個孩子總是在挑戰自己的底線，即便是簡單的學習任務，也不願配合，處處唱反調。

「我試過很多辦法，但是都沒什麼效果，內心一直覺得很自責。」

從他的言談裡，可以清楚感受到這位認真盡責的老師，在面對學生不理想的表現時，總習慣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反覆質疑：是不是自己哪裡還做得不夠好？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是我還沒有和他產生連結。」老師誠懇地分享自己的體悟──在有效管教之前，最需要的是彼此連結。

我看著他，輕聲鼓勵道：「這個孩子願意在文字裡吐露真實的觀點，儘管看似唱反調，但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因為他信任您呀！老師，您真的已經做得很好了。當您能承認、面對內心的自責，並試著慢慢放下，不讓情緒過度蔓延，您便能重新選擇看待孩子的切入點。」

這位老師所經歷的，其實也是許多教師的日常寫照。

當教師每天都被繁重又緊湊的工作追趕，又得疲於學生帶來的諸多挑戰，一心想著：「趕快把進度教完」、「記得回覆家長提問」、「行政會議快開始了」、「作業還沒改完」、「聯絡簿還剩幾本」、「怎麼又有突發狀況」……如此一來，如何有足夠的時間靜下心來，與學生建立深刻而穩固的情感連結？缺乏連結的師生關係，管教上就無法發揮真正的影響力。

時間不足＋資源不足，正向管教的雙重阻力

時間不足已成雪，而雪上加霜的，就是「資源不足」了。

校園中不只禁止體罰，教師的一般管教權也逐漸被限縮、削弱。

在教育部2024年所修正、公布的「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中，列舉出16項「一般管教措施」，包含：口頭糾正、調整座位、靜坐或站立反省、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先不論這些是否能達成管教的效果，在這個師道不尊的時代，親師天平已漸漸失衡，即使採取以上措施，教師都有可能遭遇五花八門的投訴，令人左右為難，那更不用說其他措施所帶來的無力感。

當學生行為不當：

‧可以「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但列了，又有何用？

‧可以「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協請處理。」

▶▶但他們能否有效處理？

‧可以「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

▶▶但又有多少活動能真正牽制？

‧可以「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也可以「經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但有多少教師還願意加量工作，或者變相加班？有多少家長同意配合管教，讓孩子在放學後留校輔導？

況且，目前校園管理的各項規範正在逐步放寬，已經限縮的管教權，更是常常派不上用場。

早自習，怎麼會是教師已經開始感到疲倦的時刻呢？

「怎麼辦？家裡的國中生對上學遲到完全不在乎……」打開社群，常常看見這些家長求救的聲音。

想起以前也會在晨間突然收到訊息：「老師，孩子又遲到了，晚點才進班喔。」「老師，孩子都叫不起床，怎麼辦？」

說真的，我也想問：「怎麼辦？」

近年教育部明定早自習不得考試，鼓勵安排多元活動。期待學生依然準時到校，教師卻不能只像以往一聲令下「請勿遲到」，或明定懲處「幾次記警告」。

於是，我努力理解學生各種遲到的原因，一次次帶領他們釐清困境、尋求共識、解決問題，也努力培養早自習文化，有小組合作機制、班級活動同歡、閱讀與運動相伴，到了苦澀的會考前，還有每週幸福早餐。

我做到了，讓學生認同這件事：準時上學。除了是遵守規範，還有無可取代的歸屬感。

我也做到了，當其他班級的出席率越來越低迷時，我的班級仍然維持穩定。

然而，我也已經盡力了……早自習，怎麼會是教師已經開始感到疲倦的時刻呢？

「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出缺席紀錄，亦不宜列入懲處規定。」

禁止考試、不得記錄、不宜懲處，講得倒容易，但制度上有沒有提供配套資源，有效支持教師的班級管理？還是乾脆講明，參不參加都沒關係？

教師已無「沒收物品」的權力，只能「暫時保管」

2025年，面對嚴峻的青少年手機成癮問題，教育部將推動校園的手機管理。

不過，許多老師也反映，他們曾經在課堂上提醒學生停止使用手機，學生不僅不聽，還當眾反擊：「反正你又不能沒收我的手機！」

確實，教師現今已無「沒收物品」的權力，只能「暫時保管」。

在這樣的衝突當下，有些教師或許無法釐清這兩者的差異，管教就此作罷；有些教師則是擔心若在保管中，不慎損壞物品，還得自行賠償，便選擇默默忍受。

但轉身之後，教師卻不免陷入這樣的困惑：「連最基本的管理都難以做到，我們到底還能怎麼教？」

當管教權被限縮，而相關配套及資源都未能同步跟上，無疑就是教師實踐「正向管教」的極大阻力。

若許多問題管不得、記不得、罰不得，卻又都要教師負責。說穿了，就是將所有的壓力全數轉嫁給第一線的班級經營。到頭來，樣樣靠班經，早晚發神經。

而這樣的困境，並不僅存在於校園之中，它早已蔓延至家庭教育的每一個角落。

是否讓教師熱忱在制度的侷限中，變成另一種犧牲？

曾有一位家長向我分享，他的孩子因不寫功課而被沒收平板，結果孩子立刻大哭大鬧，甚至威脅要打電話給社會局，控訴他「言語恐嚇」，構成「心理暴力」。

這位家長氣憤又無奈地說：「他才小學五年級，不僅懂得運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甚至還反過來威脅父母。」

教師和家長的共同困境在於，當傳統管教的手段被限制，而正向教養的方式尚未成熟落地，他們往往只能在模糊的法律紅線中徘徊，既擔心自己觸法，又害怕孩子長歪。

不禁想問：「限縮管教權，我們到底該怎麼教？」限縮管教權，體現了教育理念的進步，也承載著尊重孩子的初衷。

然而，進步的道路上，我們是否忽略了現實中的掙扎與挑戰？是否讓教師熱忱在制度的侷限中，變成另一種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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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侷限，不是教師抗拒改變的藉口，而是真實的困難。

一個個疲憊又無奈的教師問過：「我們到底該怎麼教？」

關於這一題的答案，期待不只是規定和禁令，也不只帶來負擔和無力感，我們都需要更充裕的時間、更完整的資源，讓每個懷抱熱忱的教師不再孤軍奮戰，讓每個孩子的未來都有愛與秩序相伴。

作者簡介_梁芳瑜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

曾任國中國文教師十二年，以榜首成績通過臺北市教師甄試。

於2024年8月離開正式教職，現為自由講師與自由工作者。

經營粉絲專頁「我們不只是老師」，從教師與家長等多重身分出發，書寫個人成長，並持續關注教育及教養。

本文摘自寶瓶文化《當我告別教職：一位離職教師的沉痛告白與深情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