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不只是街友的問題，也可能是我們每個人未來必須面對的問題，透過最真實的人生，反思社會福利制度的缺漏之處。
根據衛福部統計，2022年低收入戶人數中，65歲以上長者的占比逐年增加，從2012年的7.4%上升到15.8%，人數多達4萬5千人。
可見對部分高齡勞動人口而言，工作與否並非選擇題，而是必須持續勞動，才有能耐抵禦貧窮。
老趙就是其中一個老了也不得閒的工作人口。
老趙年輕時曾在南部的碼頭工作過，他做的不是勞力活，是船務代理公司的文書工作，一艘船入港後，上頭船員要吃要喝、船隻需要用水用電，全都交給代理公司安排妥當，剛入職那幾年，港都作為世界第三大港，他親眼見證過盛世繁昌，接下來幾年，他也體會過港口的代理公司在幾經金融危機後數量砍半的淒涼。
老趙屬於勞退舊制的一代人，65歲退休後，由公司提撥一筆退休金給他，他還算幸運，「當年領了100多萬。」數字聽起來豐厚，但和老伴兩人，即便沒有房屋貸款等負擔，要靠100多萬活到平均餘命80歲，還是略顯拮据。「而且萬一生個病，這錢肯定是不夠用的。」
老趙退而不休，馬上接續起第二份工作，「剛好有朋友問我要不要做保全，我就接了。」
老趙的辦公室轉移到碼頭附近一處社區的管理員室，不起眼的鐵門裡，約1.5平方公尺的空間塞了一張長桌，上頭一本冊子密密麻麻地註記著訪客姓名，桌子旁分門別類放著代收的包裹占了三分之一的空位，其餘只剩下一張辦公椅可迴旋的空間，做為老趙的天地。
管理員室沒有我容身的位置，我就拉了把椅子坐在門口外和老趙閒聊起來，沒講幾句話，老趙就得起身忙，收貨、領貨、通報訪客，訪問斷斷續續地進行。
退休後的老趙在這管理員室又待了14年，管理員室的牆上釘著一張班表，一行分成24格，代表晝夜24時，12格是老趙的，剩下12格是另一名同事，連著輪值3天、每天12小時的白班，可以休個假，再輪晚班。
快80歲的老趙總提著熱水瓶，騎著中古機車到來，偶爾正午過後清閒時，雙腳橫擺在矮凳上，看著手機裡的影片消磨時間。
他感謝自己身體的硬朗，讓他應付得了一天12小時的工時，「也感謝老闆還願意讓我做，那我就做到不能做為止。」
「這工作說穿就是狗。」曾有住戶當著老趙的面喊他看門狗，也常有看上去比老趙還年輕的住戶不客氣地嚷著要他趕緊出來幫忙提菜籃、拎包裹，還曾有同事輪夜班，中間去上個廁所，「我們這邊廁所在地下室，要繞一段路。」回來後遇到一對母女沒帶鑰匙又找不到管理員開門，在寒風中等了幾分鐘，一見到人便不耐破口大罵，「說這麼冷的天，想害她母親死在外頭嗎？」
「你能回嘴嗎？回嘴等下被客訴，糟一點搞不好還請你走路。就低頭道歉了事嘛。」老趙晃了晃腦袋，「年紀輕一點的哪裡受得了這種氣，做幾天就不做。」
同事來來去去，老趙倒是氣定神閒，忍受著工作中的重負和心靈上的委屈。幾個路過的住戶狐疑地看著我，老趙趕緊陪笑臉跟住戶問好，消解他們的疑慮。
老趙翻弄著訪客登記簿的頁面邊角，他說自己兩個孩子都大了，欣慰的是如今孩子不需要他煩惱，房子也還有父輩留給他的老屋，只需要專注在維持夫妻倆老後的生活即可。
「100多萬的退休金，再加上現在一個月2萬4的薪資，開銷就穩了。」老趙不知道夫妻倆還有多少年要過，會不會遇上意外、病痛。他只知道若是少了這筆薪水，夫妻倆的日子馬上難過，一日三餐全都得精打細算。
老趙嘴角一抹淡淡地笑，他說被住戶羞辱總比被生活羞辱來得好，想開了，還有什麼不能忍？
作者簡介_呂苡榕
《鏡週刊》文化組記者。曾任《台灣立報》、《新新聞》、端傳媒和《今周刊》記者，關注社政、環境和勞工等議題。二〇二〇年報導高齡經濟弱勢者的租屋困境議題，開始關心臺灣超高齡社會降臨後，伴隨而來的老齡貧窮問題。
本文摘自鏡文學《老窮奇幻紀事：臺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