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一個台灣近代史上內外皆知的名字，也是台灣政壇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
1923年生於台灣日治時期的地主之家，李登輝並沒有因為富裕的家境而變得養尊處優，反而因為過早的自覺讓他從年少開始便苦於自我的追尋，這些思考生死的痛苦掙扎，最終都在他今日回首時，成了成就他今日之我的養分。
掌握權力的領導者應該要把「公私有別」的確實執行銘記在心。
首先，對於部屬不能流於私情，必須明快地處理。
我曾有過這樣的經驗，在擔任總統之前，我雖然先後擔任過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以及副總統，但是有一位秘書一直在這段期間內輔助我。
他在各方面都相當優秀，文筆也不錯，是非常得力的助手。然而，在成為總統之後，我卻把他辭退了，因為他引發了與國家有關的問題，所以就算我對他保有一定的情感，也不能感情用事。
而且，對於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來說，選舉是極為重要的事，所以在當選後自然會想要對那些在選舉中支持自己的人加以回報，同時一旦考量到下次的選舉，難免就會想要做些特別處置來鞏固支持。
可是，凡事都有其限度，就算要表達感謝之意，也應該完全分清楚選舉是選舉、國政是國政的差別，選舉一旦結束，就該明確切斷與支持者的私交，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這種情況不是只限於台灣，在亞洲世界也常常可以看到，特別是中國或韓國等，都有自家人的利益輸送問題，高升的人會把職位賜予有血緣或姻親關係的親戚，提拔他們，我把這個稱為「亞洲的價值觀」（Asian Value）。
如果政治、社會的素質帶有明確統治體制的濃厚色彩，那麼掌握權力的人就會變得獨裁，把權力經由以家族或自我為中心的思維私有化，而遺忘了整個國家，這些看在國民眼中會是什麼模樣，應該不用多說吧。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總統府，CC BY 2.0）
在總統任內，別說家族、親戚了，就連父親的朋友我都謹記著要減少碰面，因為父親曾擔任過縣議員，與地方人士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在我當上總統後，有很多人都透過父親來請託人事或公共投資上的協調。
某一天晚上，我對父親這樣表示：
「我知道父親在擔任議員的時候，曾受到許多人的幫忙，可是，我沒有打算要聽他們的請託，所以，請您別再引薦任何人來了。」
在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聽聞過來自父親的任何請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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