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時出現讓社會譁然的「恐龍」判決，很重要的因素在於，民眾不理解審判內容，法庭內也聽不見民眾的聲音。讓人民參與審判，將可望提升台灣司法的民主正當性。
「可能你們對這個人，已經有先入為主的看法或偏見，但我希望各位能夠虛心坦懷地看待這起案件。」
二○○九年九月，聲名狼藉的日本男星押尾學，被控未替與他一同嗑藥卻意外休克的女子叫救護車，導致對方死亡，檢方以遺棄致死罪提起公訴。押尾學的辯護律師在初次開庭時，呼籲三名職業法官與六名素人組成的審判庭，給當事人公正的審判。
這是日本為了促進國民對司法的理解與信賴，自○九年起實施的裁判員制度。台灣司法院為挽救司法體系的社會信任，也曾在一一年研擬出〈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但因該方案中，民眾只能近距離觀察法官審判並參與討論，對審判沒有任何影響力，無法獲得立法院多數支持。總統蔡英文去年競選時，更批評觀審制牴觸法治國家原則，台灣的人民參與審判，五年來原地踏步。
教案１ 日本 讓不同觀點激盪 法官仍有主導權
日本○四年通過《裁判員法》，決定讓不具法律專業人民，全程參與重大刑事案件的第一審，與法官一同判斷被告是否有罪，並討論量刑。裁判員制度適用範圍，只有罪行足以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以及蓄意犯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刑事案件，被告無權拒絕裁判員制。符合裁判員制要件的押尾學案，因此成了當年日本最熱門的話題。
參與審判的裁判員，是從審理法院管轄區域內有投票資格的公民中隨機抽選；由於制度是為了促進民眾對法律的理解，獲選者不可以是律師、檢察官等法律專業人士，除非有如重大傷病等正當理由，被選中的公民不得拒絕參審義務。
對於多數日本人而言，參與審判並不是一件吸引人的事，甚至有人擔心無法勝任審判工作，押尾學案的其中一位裁判員就對媒體表示：「因為看過先前媒體對這起事件的報導，對自己能否客觀判斷產生不安。」根據日本政府在一○年進行的民調，僅有三成民眾有意願出任裁判員。
由於裁判員都有正當職業，因此審理過程須以密集、迅速為原則，例如押尾學案只經過十五天的審理，就做成宣判。儘管檢方認定，押尾學的遺棄行為直接導致女子死亡，具體求刑六年；法官與裁判員卻共同決議，就算押尾學當場呼叫救護車，也未必能挽回女子性命，因此判決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裁判員「輕放」押尾學，在日本社會引起不滿聲浪，最常見的批評是「不懂法律的外行人做出的莫名其妙判決」。然而，雖然裁判員法庭的組成比例，一般民眾的人數是法官兩倍，但根據法律規定，若合議庭對罪行認定與量刑標準無法達成共識，必須訴諸表決時，判決結果必須同時有至少一名法官，以及合議庭過半數贊成才能生效。也就是說，法官在審理時的主導地位，仍高於業餘裁判員。
裁判員參審 量刑較一般法官嚴厲
為了讓不熟悉審判的素人裁判員有量刑依據，日本政府開發了一套「量刑檢索系統」，只要根據案情輸入是否認罪、有無預謀、凶器種類等條件，就能自動檢索過去情況相似案件的量刑狀況。
由於裁判員制度的用意是為了增進民眾對司法的信賴，檢方對於人民參與審判的案件上訴比率較低；日本最高檢察署甚至公開指示：「對於國民觀點及感覺反映出的結果，應盡量予以尊重。」
然而最近幾年，日本政府也開始檢討「司法遷就人民觀感」的方針是否正確。例如日本媒體開始探討，人民參與審判的法庭，對於有關性犯罪判決的刑度，較一般法官嚴厲；一五年，日本最高法院更相繼撤銷了兩起裁判員做出死刑的判決，將被告改判無期徒刑。
儘管民眾觀感與法律專家想法的歧異逐漸浮現，但日本社會將不同觀念的相互激盪，視為人民參與審判的正面效益。
「這不是一個將人民情感帶入法庭就好的制度，而是讓裁判員和法官處在相同地位、相互議論。雖然一般市民和法律專家在思考死刑問題時，往往出現認知差異。但正因如此，人民參與審判才有意義。」日本《朝日新聞》社論，為這項實施七年的制度，下了注腳。
教案２ 韓國 社會破除「有錢判生 沒錢判死」迷思
「陪審團評議結果，被告遭指控的殺人、棄屍、湮滅證據等罪名，全部成立。以下是每一位陪審員的建議量刑……。」一三年十二月，韓國仁川地方法院，針對一件手段凶殘的殺母弒兄案做出一審判決，由九名一般民眾組成的陪審團，一致認定鄭姓嫌犯有罪，其中八人建議判處死刑，一人建議判處無期徒刑。
「被告雖為初犯，但殺人計畫縝密，毀屍手段殘忍，更毫無反省之意。審判庭依據陪審員意見，判決被告死刑。」審判法官隨即做出與陪審團一致的最終判決。
這是韓國為了強化司法公信力與透明度，自○三年開始研議、○八年實施的「國民參與裁判制度」。根據《國民參與裁判法》，起先適用案件只有本刑七年以上重罪、故意犯罪致人於死案件，以及其他大法院（最高法院）指定案件；目前則已延伸至所有法定必須合議的刑事案件。
韓國的國民參與裁判制度，融合了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以及類似日本的參審制，針對適用案件組成七至九人的陪審團，與三位法官共同審判。
審理及辯論結束後，陪審團可以獨立進行評議；但假使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可以就爭議點徵詢法官意見，再以多數決完成評議，但法官不可直接針對有罪與否下指導棋。
陪審團針對有罪與否取得共識後，每一位陪審員可以自由表達量刑建議，但審判長可自行依心證及法令判決量刑。例如在上述的殺人棄屍案中，九名陪審員針對刑度上允許不同意見存在；假使法官認定被告無罪，也可無視陪審團意見，但必須在判決書中交代理由。
儘管如此，根據韓國官方統計，國民參與裁判制實施以來，九二．二％的案件，陪審團與職業法官針對是否有罪，都抱持相同觀點。
在韓國，陪審員選任資格與日本類似，但被告可以拒絕接受國民裁判；檢察官如認為國民參與裁判可能造成審判不公，也可以詳述理由聲請排除。
實施國民參與裁判制之後，韓國學界認為有效降低了民眾心中「有錢無罪、無錢有罪」、「有權勢者受法院特別禮遇」的負面印象。因此，韓國法務部有意賦予陪審員更大權力，在一四年提出修法版本，建議在法條中明訂，除非陪審團判決有明顯違法，或與經驗法則明顯不符的情況，否則法官判決應尊重陪審團決議；為使陪審團評議更嚴謹，新法也規定陪審團評議門檻必須為四分之三多數決。
反思台灣 觀審、參審、陪審仍無共識
相對於日、韓兩國讓民眾高度參與審判，司法院最早提出的方案，人民的影響力顯然弱了許多，司法院因此將方案改為〈人民參與審判試行條例〉草案，不再堅持僅採「觀審」，但各界對這項制度意見，仍莫衷一是。
由於沒有法源依據，司法院只能在全國各地方法院進行「模擬審判」，截至一五年底，已經完成了四十六場模擬審判。
司法院刑事廳長蔡彩貞指出，由於國內對未來究竟要採取「觀審」、「參審」、「陪審」還未有共識，司法院在模擬審判當中，全面嘗試三項制度，未來只要國會完成立法，人民參與審判制度隨時可以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