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取經培養世界觀 P.34

來到菁英薈萃的矽谷，雖然正值矽谷不景氣，卻是我觀察它如何逆勢操作、華人如何發揮潛力的最佳時機。我利用這個機會，拜訪多位華裔矽谷先進，有先驅人物李心培︵ Recortel 創辦人︶、 王大壯︵ Pantronix 創辦人︶、 李建業︵LinkAir 董事長︶、徐大麟︵漢鼎亞太董事長︶、中生代的沙正治︵春溪創投執行長︶、段曉雷︵ AboveNet 創辦人︶、陳志寬︵新思執行長︶、楊耀武︵惠普副總裁︶、李廣益︵ TransMedia 創辦人︶等，也有多位後起之秀，他們的觀點有許多值得分享的地方，不妨藉由︽今周刊︾的專欄，與讀者交換意見。 創投先驅徐大麟非常忙碌，我找到他時就立即請教他，台灣究竟該怎麼走？駐外的科學組又該怎麼做？他上黑板畫了三條橫線，第一條是海外科技發展、第二條是台灣科技發展線、第三條則是中國大陸。在以前，這第三條線是只需稍加留意的，到了現在則成為不可忽視的一環，要幫助台灣發展，一定要能掌握全球乃至中國的動態，做全盤性的考量。 如何讓台灣領先，居於大中華區的領導地位，就要能大膽地讓低檔產業外移，全速發展附加價值高的產業，此時，矽谷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甚至希望，台灣一些有權力的決策官員到矽谷進行一趟深度之旅，不只是拜會、打形象，而是確實地了解矽谷，把矽谷可用的資源帶到台灣，這樣才能深入影響台灣科技發展的決策。 與李建業談，我的感觸也相當深。李建業堪稱移動通訊的﹁始祖﹂，在業界最令人稱道的就是他把 CDMA 無線通訊標準以及 Qualcomm 公司無線手機發展技術引進韓國，對日後韓國，甚至全球在移動通訊領域的發展產生無法評估的影響。 許多人一定有此一問，以李建業的華裔背景，為何讓南韓拿到機會？原來當時李建業在矽谷為來訪的台灣研發團隊引介 Qualcomm 的 CDMA 系統，雙方相談之下，雖然 Qualcomm 提出很好技術引進條件，可惜未能引起主政者的重視，讓台灣錯失良機。 當然我們這樣回過頭來﹁以成敗來論英雄﹂未必公平，但是，台灣一定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也有評估新技術上的缺失，現在要如何不重蹈覆轍，才是重要的。 目前李建業是中國大陸連宇通信公司董事長，領導一批科學家全力推動第四代無線通訊的發展。李建業表示，他對韓國政府的擔當以及效率印象非常深刻，但他相信，只要台灣在政策上願意培養通訊人才，憑著台灣的靈活度與潛力，仍會有所作為。 曾任網景資深副總裁的沙正治，則是在網路尚未風行的時候，就看出﹁電子商務﹂的發展潛力，他也常常強調大中華圈結合的重要性。在不景氣的時候，市場需求降低，技術不再是決定市場贏家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如何定義出市場的產品，在這樣的前提下，沙正治也提到中國大陸市場的不可忽略性。事實上，美國並沒有完全意識到大中華區的發展潛力，此時此刻，也是第一次全球消費市場往亞洲挪移的時代，台灣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值得觀察。 從這些訪談中，我也發現他們能夠跳出窠臼，從世界觀來看台灣未來的發展，不可否認，矽谷不少優秀人才來自台灣，自然對這塊地方有﹁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情。我所代表的年代，深深受到李國鼎等前輩風範的影響，在企業發展之時，仍強調﹁台灣優先﹂，雖然我最近深談的對象多為矽谷企業菁英，但是，從他們的風格與建言中，我也在思考台灣社會領導層出了什麼問題，有什麼是台灣可以學習借鏡的？ 我不妨先歸納出我對科技人才的看法，在矽谷所謂的成功人士都具備﹁技術﹂、﹁勤奮﹂兩個條件，但是，單有這兩個條件並不是成功的保證，必須再加上領導和管理風格。所謂﹁領導者﹂是給願景與方向，尤其是能夠帶動風潮、領導變革；﹁管理者﹂則是能夠應付大環境的複雜度，好的領導者未必是好的管理者，反之亦然。 好比，公司創辦人可能對產業有很高的敏感度，能夠洞察新趨勢，但是未必能帶領大軍打仗，最難得的將才是集領導、管理和執行能力於一身的人。這樣的人難得一求，但是若領導者知道如何用人，一樣能夠豐沛羽翼，帶領團隊展翅高飛。 我們談人，因為﹁人﹂是帶動技術和資金的﹁載體﹂，必須具備相當的智慧。最近我讀了一本好書︽拓荒｜｜十二位頂尖創業家的成功傳奇︾，它談到台積電張忠謀、RCA 計畫主持人胡定華、施振榮等領導人、矽谷幾家創業爾後上市或被購併公司創辦人，以及中國大陸本土公司或外商領導人，這樣的組合很有意思，你看到三地的互動和趨勢，正如前述徐大麟談到的三條線的發展，有交集也有可以擴大範圍，互為影響的聯集，對身處一地，要了解三地的人應該會有所助益。 無論從書中，或從訪談中，我試圖為台灣當前的現象尋找出答案，很多人為台灣前景憂心，我也引用︽拓荒︾書中，中國思科總裁杜家濱談自己父親告誡他的一句話：﹁成功是靠別人幫助，失敗是自己造成。﹂這真是一句名言，不過這正是台灣當前各黨派領導者的問題所在，他們把問題指向他人，功勞歸己，而未以老百姓福祉為依歸，便很難求進步，這也是一個必須通盤檢討的現象。 台灣一般社會現象是﹁官大學問大﹂，自以為能夠統籌一切，但事實不然，領導者懂得用在某些地方比他強的人，也懂得培養人，這也是台灣普遍缺乏的。這或許可以回答為什麼台灣沒有抓到 CDMA 的主導機會、為什麼主政者無法為企業找出一條發展的方向，尤其在所有黨派都是少數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政治議題更容易主導台灣的一切，這與哪一黨派執政並無關係，而是無論哪一黨執政，都要有掌舵者為台灣抓穩方向。 徐大麟希望我能建議台灣官員到矽谷學習，這個提議雖好，但是以當前的台灣生態，哪一位有政治潛力的官員能﹁安心﹂在矽谷學習。我反而認為，如果官員能夠把親信幕僚送出來，代他學習，回去建言，領導人多長出幾雙羽翼，抑或找出有潛力的年輕人，多到各地去學習，把好的東西帶回台灣，也培養世界觀。 與此同時，我也發現矽谷的華裔第二代散發出極大的能量，但是台灣缺少一個單一窗口來善用這批人才。他們的才華多樣性高，不局限於高科技業，有更多律師、財務等方面的專才，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台灣有歸屬感，尤其在台灣受高等教育者已不太出國留學之時，華裔第二代更是台灣下一波發展的寶貴資產和橋梁。 矽谷九○年代後期的一番榮景：創業、籌資，接著上市或賣公司的現象已不復存在，但現在，這樣的機會似乎已轉移到亞洲，因為亞洲已成為很強的消費市場，創新公司在台灣上市上櫃的希望更高。 從前品牌、市場行銷似乎都掌握在歐美的手中，但是全球情勢在轉變、人才回流亞洲、無線通訊等自有技術都在亞洲快速發展，在以大中華圈為主的價值鍊裡，台灣有機會向上走，我甚至認為，台灣在政策上不應限制企業到其他各地的發展，例如，讓台灣的品牌可以自由無阻地到大陸去做通路。 身處矽谷，我們看到台灣的機會，但也看到令人擔心的地方，台灣能不能掌握亞洲新興市場的機會，就看有沒有﹁領導+管理+執行﹂的人了。